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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混乱,钱就会变成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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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可能意味着无保留的相信、激情,源自无可劝说的真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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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国家的所有大街,人群只是平凡。打动我的俄国美人并非通常所谓漂亮,而是,很难在别的民族脸谱中频频遭遇这样的面相,怎么说呢:那是有话要说的脸。俄国人的美,并非仅指生理的优越,而是,那脸是可读的,像久已入戏的演员,正当扮演拉斯柯尔尼科夫或玛丝洛娃的间歇。以欧美电影演员判断那所属民族的美,是一场无边的误会,在美国街头你休想撞见雷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布拉德・皮特、妮可・基德曼,或者乌玛・瑟曼(对了,虽非俄国人的高挑的乌玛可能是联想俄罗斯美人的类型之一)……但在莫斯科或圣彼得堡,学生,职员,士兵,或身份不明无所事事的人,居然昂着惊人美丽的头,浪费着大有前途的容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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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多么懂得尺度与比例。现代摩天楼的体量与高度远远超过了古教堂,惊人,险奇,但无涉崇高伟大;伟大崇高,事关建筑的比例,比例引导观看:人的视线略过寺房的种种结构向寺顶汇合聚集,者观看过程便起崇高之感,教堂的尖顶或圆顶不是句号,不是终结,而是引视线指向天际,为无形的上升感与消失感,赋予有形。 此番在伊斯坦布尔描绘古寺,仍然手拙,那反复的结构多难画,好在有了年纪,平静地沮丧,片刻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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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并试图促成中国人看世界的旅行文学,但并不是中国人如何印证西方人已经发现的世界,而是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眼光。发现,并不仅仅意味着登上最高的山,潜入最深的沟,越过最后一道自然屏障而抵达前人未到之处――如果是这样的话,西方探险家没给我们留下太多机会――发现还意味着从熟视之物看出新意,从平凡之事看到美,从混沌中看见秩序,从无情中写出有情,游记,是考验观察和见地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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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世界各国可有其他古遗址如希腊,城郭历然,柱石遍野,裸裎着前生的骨骸,成全来世的凭吊与赏看:古埃及更古,遗迹多为神庙,玛雅故址倒也完好,巫气太重,都不及希腊城邦的废墟堆,处处留情,给你怀想当初的盛世与人烟。那些年走在曼哈顿,举目仰看,忽儿想:这超级城市总有溃亡的一天吧,数千年后,谁元万里迢迢飞过来,只为瞻仰形销骨立的钢精水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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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不管这些。它完全不理会谁是托尔斯泰,谁是俄罗斯与苏联。斯大林当政后,捣毁巨庙――临近地铁站供着教堂倾倒的历史照片――到了叶利钦时代,教堂迅速重建,巍然矗立,钟声大作,何其兴高采烈的巨响啊!我从未领教过这等猖狂的钟鸣。它当下敲乱了我对苏联的数十年想象,但在悚然谛听的片刻,我自以为感到了俄罗斯魂魄:那个真正的,我所不了解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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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眼目疾速,忽然,一个,又一个,三五个,从天而降的雌雄美人迎面走来,倏忽闪过,带着一脸剧情,同时生动地带走了罕见的好身材。即便略微难看或上了年纪的脸也焕发着著名小说著名角色的性格魅力,有声有色地厌烦着、无聊着、满怀心事,恍如经典小说中的庸吏、骗子、神学生、卜卦者、有来历的醉汉……真是神秘而确凿:在俄国人的脸上,我分明读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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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领教过这等猖狂的钟鸣。南北欧基督教天主教的钟声,大抵单钟、单音,均匀而缓慢,一下一下,庄严慈悲;中国与日本的寺庙钟鸣也属单钟、单音,更其深沉悠远――东正教击钟原来是这样的吗?那像是好几口钟鼎同时疯了,每口钟迸发的巨响有如看不见的金属音柱,在空中发疯似的奔窜,伴着歌唱般的旋律,但不是乐曲,而是钟与钟连串撞击次第交作的轰然节律,简单而鲁莽,精力弥漫,如快乐的疯汉趋于癫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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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处走动,仰看,数百年磨损擦洗的石柱与瓷面闪着圆润的微光,美极了,美极了,但是不恐惧,不震撼,不被吸引,不分神一一这就是我所谓严厉,严厉的意思,就是进到殿下不容你胡思乱想,唯匍匐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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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当你面对单独的脸,有时很难确认他(她)的种属与血缘――我所惊动的俄罗斯美人大致奇异地混杂着动物性和优雅的文化感,年轻人的一脸生气勃勃是如我在自由国家见惯的淳朴与无辜,而俄罗斯式的若有所思(有时,相貌就是表情)会使寻常的脸显得高贵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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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免有所偏爱、有所倾向,但前提是有所判断、有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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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混乱,钱就会成为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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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救自己呢?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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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只要是坐下写文章,即便写的是天上的月亮,地上的蒿草,其实都在“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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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做救自己呢?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哪怕写文章时标点符号弄清楚,不要有错别字——这就是我所谓的自己救自己。我们都得一步一步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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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仍然所见极有限,又迷失在太多讯息中,讯息不等于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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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必要让所有人知道真实的你,或者是你没有必要不停地向人说其实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是无效的,人们还是只会愿意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我甚至觉得你把真实的自己隐藏在这些误解背后还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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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文章的史观,各自不同,有人似不需要什么史观,文字后面自有心灵境界,这如掘井或修花园,又似现代的储蓄,天性有些基础,自年轻起读书、观察、对人生持肯定态度,自然有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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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是它安慰,甚至鼓励,用各种方式重建自己一片天的有志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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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早就说过,你要灭一个人,一是骂杀,一是捧杀。大家现在看见了,过去半世纪,胡适被骂杀,鲁迅被捧杀。近年情况反了一反,是鲁迅开始被骂,胡适开始被捧,然而还是中国人的老办法:要么骂,要么捧,从不能平实地面对一个人,了解一种学说,看待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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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长期被政权神化、非人化、政治化,鲁迅反而被过度简化,鲁迅资料中丰富翔实的日常细节,后人视而不见,绝大部分人谈起他,就是好斗、多疑、不宽容。语文教科书长期强迫学生阅读鲁迅,成功地使一代代年轻人厌烦他,疏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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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由地在这个世界来去,无论是在各个城市、各个乡村,甚至各个国家,我自由地行走,不为衣食发愁,我靠自己独立的劳动,为自己换来基本够用够花的钱,过着自己最享受的生活,自驾到这儿到那儿。到不同的地方度假写作,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喝各种各样的酒,我觉得非常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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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六十年,全社会发展出一整套语言,煽情、造作、夸张、空洞,打开电视,几乎每个节目主持都用这种语言说话,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这样说话,即便说的是真人真事、真挚的感情,语言却是空洞、夸张、造作、煽情,而且大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我们是从丧失语言开始,丧失了传统、丧失了天性。你去听听一个幼儿园孩子说话,说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就已经造作不堪,不像一个孩子的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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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头看看清末民初及五四英雄们――康有为算得雄辩滔滔,可是不好玩;陈独秀算得鲜明锋利,可是不好玩;胡适算得开明绅士,也嫌不好玩;郭沫若风流盖世,他好玩吗?好笑倒是有一点,茅盾则一点好玩的基因也没有;郁达夫性情中人,然而性情不就是好玩;周作人的人品文章淡归淡,总还缺一点调皮与好玩――他虽也论到心里的所谓“流氓鬼”即文笔偶尔的“不正经”――可是论开阖,比他哥哥的纵横交错有真气,到底窄了好几圈,虽这说法不免有偏爱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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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佛教徒古话:不要用牛羊眼看人。牛羊的眼睛只能看到别人像牛羊的一面,你从上帝的眼睛看你自己,发现自己内在有一个神明,那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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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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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所谓的“好玩”是一种活泼而罕见的人格,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定义它,它决不只是滑稽、好笑、可喜,它的内在的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甚至是致命的力量――希特勒终于败给丘吉尔,因为希特勒不懂得“好玩”;蒋介石败给毛泽东,因为蒋介石不懂得“好玩”。好玩的人懂得自嘲,懂得进退,他总是放松的,游戏的,豁达的,“好玩”,是人格乃至命运的庞大的余地、丰富的侧面、宽厚的背景,好玩的人一旦端正严肃,一旦愤怒激烈,一旦发起威来,不懂得好玩的对手,可就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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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选择权的话,我肯定宁愿自己有个愉快、幸福的童年,哪怕一事无成,我都愿意有这么一个被人心疼的、被人爱的、自己内心被滋润的幸福的童年,童年的幸福可能意味着你一辈子的幸福。今天经常被人说什么功成名就,我们不会享受这种成功,就因为童年的阴影始终在你内心。 我经常说童年是一个人的尾巴,想剪都剪不掉。人生的目标其实就是为了愉悦自己,其实挣名也好,挣钱也好,当官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博得别人的尊敬。被人尊敬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自己内心舒坦,但是像我们这种人,童年被打击过的人,伤疤是永远的,你得到的再多,你内心都是不舒坦的。我经常说童年受的创伤就像水泥地上的一个印,童年的记忆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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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回头看看从1949年直到今天,中国的文人之间、师生之间、朋友和亲人之间,发生多少卑鄙丑恶、乖张惨痛的故事,像周家兄弟那般失和,想五四文人那种有教养的绝交关系,在今天,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