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迪・艾伦

但根本的问题仍然存在：希特勒能不能在连鬓胡上打败丘吉尔？希姆莱说丘吉尔已经先开始蓄了，有可能无法赶上他。戈林这个脑袋空空的乐观主义者说元首大概能让连鬓胡长得快一些，特别是如果我们集合起德国的所有力量齐心协力的话。在总参谋部的一次会议上，冯・朗泰斯特说想两线同时蓄连鬓胡是错误的，建议明智的做法是集中所有努力蓄一边好看的连鬓胡，但希特勒说他能够在两颊上同时蓄连鬓胡。隆美尔同意冯・朗斯泰特的意见，他说：“那里根本不会长出连鬓胡，元首，”他说，“就算您催着长也不会。”

花上50块，你可以进行“不深入的陈述”；花100块，一个女孩可以把她的巴托克唱片借给你听，一起进餐，然后让你看她来一次焦虑发作；花150，你可以跟一对孪生姐妹一块儿听调频立体声广播；花300块，你可以得到全套服务：一个浅色黑皮肤的女孩会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里假装搭上你，让你看她的硕士论文，让你和她在伊琳餐馆就弗洛伊德关于女人的概念尖声争吵，然后她会按照你选择的方式假装自杀――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完美的一晚。不错的骗局。多棒的城市啊，纽约。

心眼坏了的人倒大概明白些东西。

因为坏无非是好过了头；要是一个人唱了首好听的歌，很好，但要是他一直唱下去，人们就会开始演烦恼。

“门萨”们的爱情方式： “亲爱的，你想聊什么？” “我想谈梅尔维尔。” “《大白鲸》还是短一点的长篇？” “有什么不同呢？” “也就是价钱。聊象征主义要另加钱。” “得出多少？” “50美元，聊《大白鲸》可能得100美元。你想进行比较性讨论，把梅尔维尔跟霍桑进行比较吗？100块可以搞定。

现在的精神分析专家真是的！他们的收费真高。 我那时，花5个马克就能让弗洛依德本人给你治疗。 花10个马克，他不光治疗，还给你熨裤子。 花15马克，他能让你治疗他，还包括任点两种蔬菜。 一小时30美元！一小时50美元！奥国皇帝贵为帝王，一天才挣十二块两毛五呢！他还走着去上班！而且治疗的时间也太长了！两年！五年！ 我们里面有谁半年治不好一位病人，就会退钱，领他去看任何一场音乐滑稽剧，他还会得到红木水果碗，或者一套不锈钢餐刀。我记得总能看出谁是荣格治不好的病人，因为他会给他们大个的熊猫标本。

西班牙立体派胡安・格里斯说服艾丽丝・托卡拉斯为他画静物当模特儿。他以自己对物体典型的抽象概念，开始把她的脸和身体破坏成基本的几何形状，直到警察来把他带走。

真实的生存只能于周末实现，就算到了那时，也需要借一部汽车。

除了我自己的“超越好和坏的烙饼”和“权力欲色拉调料”，在改变了西方观念的重要菜谱中，是黑格尔的罐烘鸡肉馅饼首先使用了意味深长的剩菜。无神论者跟不可知论者之流可能喜欢斯宾诺莎的旺火蔬菜炒虾。而霍布斯少有人知的烧烤背肋排至今仍是一道智力难题。尼采饮食法的非凡之处在于一旦减掉体重，便不会再长回来――康德的《淀粉论》却未能做到这一点。

后者作为发不义之财的人，多疑得从来不让纽约的任何一个人走到他身后。在街上走的时候，他经常快速转身并打旋。

要知道，你在跟一个在科尼岛的环滑车上一口气看完《芬尼根守灵夜》的人打交道，我轻而易举就进入这座深奥的乔伊斯迷宫，尽管猛烈的晃动能把我补牙的银子给甩出来。也得知道我是少数几个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一眼看到那台被压成一团的别克车，就马上能看出微妙的颜色差别和层次感之相互作用的人。奥迪伦.雷东肯放弃彩色粉笔画，而使用一台汽车挤压机的话，就也能达到那种效果。还有女士们，作为一个目光如炬，并指导许多迷惑不解的观剧者 -- 他们幕间休息时在门厅里懒洋洋地转圈子，为掏钱给票贩子来看这出乱糟糟的戏剧而生自己的气，里面一首流行歌也没有，也没有一个衣服上有亮晶晶饰片的小妞 -- 以正确角度观看《等待戈多》的人，我得说，我对艺术各门类都定能洞见其妙。

每年，美国黑社会犯罪的进项超过400亿元，这根本不是秘密。这个数字很大程度上是净赚，特别是考虑倒黑手党花在办公用品上的钱很少。

被爱跟被爱慕不同，因为一个人可以远远被爱慕，然而要真正爱一个人，最根本的，是要蹲在窗帘后面，和那人待在同一间屋子里。

简单的说，我们孤独，没有目的，注定要在冷漠的宇宙中漫游，没有得救的希望，除了痛苦、死亡和永恒虚无这些空荡荡的现实，没有任何前途，难道不是这样？

欣赏和喜欢你拥有的东西， 而不是你没有的东西, 你才能快乐。

每个人都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有自己的渴望、欲求以及难以启齿的需要。 所以，日子要过下去，人就要学会宽容。

“欣赏和喜欢你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你没有的东西，你才能快乐。”

最好的办法就是持续工作，与世隔绝地工作，不被任何其它事情打断。我一直活得像一只鸵鸟，这种方式固然有它的缺点，但也有好处，对于作家尤其如此。我喜欢独处，享受独自工作，我不喜欢参与其他活动。

如果有一笔钱能保证我每年拍一部电影，无论票房好坏都不会影响我下一部电影的资金……我就会随心所欲地拍电影――就像我现在拍的电影一样――我不会在乎有没有人看，事实上我也没时间关心这个，这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除非我改变自己拍电影的初衷，我当然不会那么做。精神病院会让病人编竹篮或用手指画画，因为这些事情能帮助他们恢复健康。这也是我拍电影的目的。这些年来我发现各种奖项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成就感，真正快乐的是拍电影的过程。当我完成一部电影，在这个房间放给几个亲朋好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快乐。真正的快乐在于拍电影，在于创作，在于试探自己能否达到预期目标的过程。

大海和海水也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说海对我也是意义非凡的。我在一些电影里拍过海景，比如《安妮・霍尔》《我心深处》还有《罪与错》，那种阴沉的氛围是我期望的效果。我从来不拍阳光灿烂时的大海。只有一种情况我会把阳光和大海放在一起，那就是阳光真正丧失活力、像天空中一块红色污点的时候。

我曾经说过，如果我的电影存在任何主题的话，那一定是现实和幻想之间的落差，这在我的电影中非常常见。我想这可以归结于一点，那就是我讨厌现实。但很不幸的是，现实是唯一能让我们吃上一顿美味的牛排晚餐的地方。

我并不明白，成为一个万人簇拥的导演，其中的乐趣何在。当然，作为群体的一员享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美好的，但我不会和演员吃饭，不会说很多话，也不会社交，这就是我的处世方式。如果换作别人和海伦?亨特、查理兹?塞隆或是西恩?潘合作，也许会和他们吃饭，并成为朋友，频繁地社交等等，但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这么说并不是在批判那些人。我的社交方式并不比他们高明，这只是性格使然。

我想这种倾向与我的童年有关，小时候我经常逃到电影院去。那时我是一个很容易受影响的小男孩，出生在所谓的“电影黄金年代”，有无数的好电影。我记得《卡萨布兰卡》和《胜利之歌》上映时的场景，还有普莱斯顿・斯特奇斯和卡普拉等等那些辉煌的美国电影。我总是通过电影来逃避现实，把破旧的家和所有来自学校、家庭的烦恼抛诸脑后。我钻进电影院，那儿天天能看到豪华包房、白色电话机，还有那些迷人的女人和风趣幽默的男人，他们永远有美好的结局，英雄们永远都是那么伟大。我想那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我记忆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

我知道很多与我年纪相仿的人永远都没能从那里面走出来，他们因而无法面对自己的生活。他们仍然活在五六十年代，无法理解为什么每一件事都与他们曾经信仰和希求的不一样，因此他们认为现实是虚假的，太残酷，太丑陋。当你坐在那些电影院里的时候，你真的相信一切都是真实的。你不会觉得那只是电影。你会想，虽然我没有过上那样的生活，住在布鲁克林的破房子里，但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住着那样奢华的房子，他们骑马，和优雅的女人约会，晚上一起喝鸡尾酒，那只是另一种生活而已。随后这一点又被你从报纸上读到的那些过着电影般生活的人的故事所证实。其影响之深，令人难以自拔，我认识的很多人永远无法从这种影响中走出来。

“门萨”们的爱情方式： “亲爱的，你想聊什么？” “我想谈梅尔维尔。” “《大白鲸》还是短一点的长篇？” “有什么不同呢？” “也就是价钱。聊象征主义要另加钱。” “得出多少？” “50美元，聊《大白鲸》可能得100美元。你想进行比较性讨论，把梅尔维尔跟霍桑进行比较吗？100块可以搞定。

我们为自己打造一个世界，事实上根本没任何意义，但制造出这种仿佛有意义的感觉又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感受不到任何意义。

现在的精神分析专家真是的！他们的收费真高。 我那时，花5个马克就能让弗洛依德本人给你治疗。 花10个马克，他不光治疗，还给你熨裤子。 花15马克，他能让你治疗他，还包括任点两种蔬菜。 一小时30美元！一小时50美元！奥国皇帝贵为帝王，一天才挣十二块两毛五呢！他还走着去上班！而且治疗的时间也太长了！两年！五年！ 我们里面有谁半年治不好一位病人，就会退钱，领他去看任何一场音乐滑稽剧，他还会得到红木水果碗，或者一套不锈钢餐刀。我记得总能看出谁是荣格治不好的病人，因为他会给他们大个的熊猫标本。

我在早年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你一心一意只关心如何把作品做好，而不被任何情绪和评论所左右，那么一切都会水到渠成。这些年积攒了这么多作品，想要说的话都在那里面了，但愿一直都能遇到有共鸣的人。永远都不要考虑钱的问题，这些年来我经常遇到为了争取五天或十天的拍摄时间而把全部薪水还给电影公司的情况，也遇到过工作一整年颗粒无收的情况。但我发现只要心无旁骛，专注于工作，最终还是会有钱的。

比如有的人拍电影，他们享受拍电影的过程，然后在首映会之后举行派对。有的导演喜欢读评论，享受参加奥斯卡典礼受人瞩目的感觉，他和工作人员都是真心享受这个过程，他们并不是肤浅的人。我怀念那种乐趣，但我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强烈。当我完成一个作品，就会马上继续创作下一个，其他的我都不在乎。能够不断地产出，而不被任何表扬或批评所影响，我就觉得很快乐。

“然而我们多太过享乐，是有受惩罚之虞的。人生必须达成更认真严肃的义务，必须过勤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