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

仁民爱物是一种道德理想，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努力以赴，可是，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不到仁民爱物的标准而判他十年徒刑；仁民爱物是一个道德的上限，必须当他碰到下限――譬如杀人――的时候，你才能惩罚他。误上了贼船的人，我们希望他有所觉醒，在"工作与良知"之间毅然有所抉择，跳海也在所不惜，但这又是一个道德的期许，不是判罪的标准。把上限的道德期许拿来作为判罪惩处的下限标准，岂不失之太苛乎？人，没有那么干净吧？

一个刽子手的责任，在看准了头颈的分寸，一刀霍下，让鲜血喷起，人头落地。被杀的人究竟有罪或者冤枉，不是刽子手的事情。甚至于即使他明明知道眼前跪着的人其实无辜，也没有人会指责刽子手为凶手。我们可以说，刽子手只是奉命行事，做一天和尚当然就得撞一天钟。应该负责的，是判官；或者，是那个不健全的审判制度；再抽象一点，我们不妨这么说，错在那个封建的社会。

在中国文革的狂热中，在德国希特勒的民族主义热浪中，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大趋势中，人人都是泥人，你要泥人怎么样跳出塑泥的大手掌去辨别客观的真伪呢？确实有些人，在举国欢呼："嗨，希特勒"的时候，清楚地冷眼洞悉隐藏在爱国狂热背后的危机，目击是非价值的颠倒，弃德国而去。这些人，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多数的人，即使动了疑心，也没有能力作独立的判断。一个当过红卫兵的人告诉我："当时我们冲进教室把老师拖出来打得鼻青眼肿，逼他下跪，我心里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可是大家都这么做，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所以我也定了心，放心地去打。"人云亦云是人的常态，自我觉醒、反抗潮流，是人对自己较高的道德期许，一种理想的追求。

然而，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独善其身的果敢――究竟多少圆颅方趾的人有这两样条件？明辨真伪往往不只是智慧的问题；一个智慧极高的人可能生长在一个极权制度中，资讯受到封锁，教育受到歪曲与控制，神话、谎言作为洗脑的材料，从生到死他根本没有洞悉真伪的机会。透过统一编制的教科书、控制严格的报纸与电视、宣传标语、威吓利诱的手段，一个政府可以塑造人民的思想，像搓泥人一样，玩于股掌之间。

经过两次大战的现代人，其实一直在努力地维持清醒。他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操纵与蒙骗，一次又一次被带到毁灭边缘。所以，已经有人开始睁开眼睛检视船行的方向。西方的反核战运动就是一种自觉运动，一向被动的人反过来希望主动地决定自己的未来，不让所谓"领导人"或狂热的群众牵着鼻子走。台湾近年来开始蓬勃的民主运动与反污染热潮，也代表一种觉醒与反抗，人试图塑造自己的命运，如果缺少这种觉醒与反抗，人恐怕早就在自己的愚昧中灭顶了。

我不否认我也喜欢有较好的物质生活，不过最重要的，美国那样的社会比较可以让我专心而孤独地生活。我只想看书、写作、思考，其他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想过问，只作我自己。在苏联，这办不到。

我想作家也分成三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三个不同的层次。

有一个年轻人，在长安的街头，夹在人潮里看热闹。执金吾的车骑盛大壮观，威风凛凛的驶过街市。年轻人暗暗对自己说：“仕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人潮里另一个年轻人，他也惊诧于车骑的豪华，暗暗对自己说：“这是剥削阶级，有一天消灭它。”哪一个年轻人对呢？

文化，根本没有“固有”这回事。它绝不是一副死的挂在墙上已完成的画――油墨已干，不容任何增添涂抹。文化是一条活生生的、浩浩荡荡的大江大河，里头主流、支流、逆流、漩涡，甚至于决堤的暴涨，彼此不断的激荡冲撞，不断形成新的河道景观。文化一“固有”，就死了

越往南走，到意大利，文化越倾向于以族群家庭，人情为中心，讲关系，讲感情，越往北走，到北欧，文化越倾向于所谓公民社会，以社群，公益为中心，讲公平，讲纪律。南人认为北人没有感情而呆板，北人则认为南人没有效率而且腐败。

政客关心个人权利，哗众取宠。政治家关心国家整体前途，有拒绝媚俗的勇气。拉宾以生命来证明了这个分野。

德国像一个彻夜失眠，夜夜失眠的老人，在黑暗中睁大着眼睛无尽止的反省自己，审判自己，捶打自己，和醒着的灵魂做永无止尽的辩论。一个患失眠症的民族！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那么“知”和“行”是不是两回事呢？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这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历史的冷酷无情” 老人说，“没有人比巴勒斯坦人更清楚。'我在城里活了一辈子，可是每次到约旦看亲戚回来，我还得办以色列签证才回得来----'你听过什么人回家得办签证的吗？”是的，我听过，当年，持中国护照的台湾人要回台湾那个自己的家，是得向日本人办理签证的，这就叫占领。

“矫讠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宝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大哉斯讠！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监狱里的抢劫犯也许只盗了数得出的钱，高居要职的达官贵人所盗的可能是整个国家。谁是真正的大盗。得看用的是谁的标准。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什么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中国人没有这个问题。8月份在北京农村，走过“大队”的高墙，我问那在村子里生长的妇女：“文革时候欺凌别人的坏蛋，今天都到哪里去了？”她笑笑，指指高墙。“在里头哩！”中国人喜欢讲宽恕，因为宽恕不但道德上好听，而且用起来方便。有了速食面似的宽恕，人就可以饱饱的上床，倒头就睡。我倒是再喝一杯咖啡，今晚就要失眠了。

“轻辞古之天子，难辞仿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经济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了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活的文化，死的理解。希罗多德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大流士王召集了一批希腊人到宫廷上，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去吃自己父亲的遗体；希腊人说，不可能，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如此可怕的勾当。同时，殿前有一批印度人，这个部落的印度人是以吃父辈遗体为风俗的。大流士问他们，什么代价可以使他们愿意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希腊人火化遗体）。印度人大惊失色：不可能，不，没有任何代价能让他们去做如此可怕的勾当，想都别想。”

任何一个国家的建立，都需要一个“假想敌”来激起自己内部的凝聚力。对欧盟而言，挟其经济军事优势而四出“侵略”张牙舞爪而又绝对“没有文化”的美国正是一个理想的“暴秦”，可以促进欧盟各国的团结。

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设想一个跑道上，有人正在跑五千米，有人在拼百米冲刺，也有人在做清晨的散步。你要看你让自己站在那一条跑道上。

农村中长大的孩子，会接触更真实的社会，接触更丰富的生活，会感受到人间的各种悲欢离合。所以更能形成那种原始的，正面的价值观――”那“愚昧无知”的渔村，确实没有给我知识，但是给了我一种能力，悲悯同情的能力，使得我在日后面对权力的傲慢、欲望的嚣张和种种时代的虚假时，仍旧得以穿透，看见文明的核心关怀所在。

人生像条大河，可以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大树有大树的长法；小草有小草的长法；这世上大部分的人，都是小草。你不是孤独的。

至于人们的“期待”，那是一种你自己必须学会去“抵御”的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是最容易把你绑死的圈套。

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地望着远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读书用功，不是因为要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心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

我只能让你跌倒，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希望阳光照过来，照亮你藏着忧伤的心，照亮你眼前看不见尽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