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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可以说明一种理想,一种完美。或,由于人们把美与女人们(更确切地说,与单个的女人)画上等号,它可能造成一种常见的含糊,这种含糊源自长期以来对女性的贬低。美的声誉受损,很大部分应理解为性别影响的结果。同样地,那种要使美变形的迫切性,说穿了也许就是厌恶女人,因此就得提升美,使美越出“仅仅是”女性、不严肃、似是而非的领域。因为,虽然女人可能因为她们是美的而受到崇拜,但她们却会因为专注于使自己变得美或维持自己的美而被瞧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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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美折服的能力令人吃惊地顽强并在不管多么分散注意力的恶劣环境中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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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丰富这种对我们的经验的贫乏诠释,你得认识沉闷的完整概念: 抑郁、狂怒(被压抑的绝望)。然后才能认识有趣的完整概念。但有了那种程度的经验――或感觉――之后你很可能连想把它称作有趣也不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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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质气质的人感到自然界、自然的情感世界并没有什么诱惑力。《柏林童年》和《柏林纪事》中,他的自画像是一个情感完全被疏远的儿子;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有一个儿子,生于1918年,20世纪30年代中叶与本雅明的前妻移民英国),他似乎简直就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亲情关系。对忧郁的人来讲,以家庭纽带形式出现的自然情感引入的只是伪主观的、多愁善感的东西;这是对意志、对独立性的压榨;它们剥夺了他们集中精力去工作的自由。这一自然情感也是对人性提出的一种挑战,忧郁的人有种直觉,知道自己在人性方面是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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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回忆童年时代和母亲散步时的倔强,母亲会把无关紧要的行为内容变成对他实际生活能力的测试,因而强化了他本性中笨拙无能(“到今天我都不会煮咖啡”)和极其倔强的层面。“我比实际上似乎更迟钝、更笨拙,也更愚蠢的习惯源自这样的散步,这样的习惯具有一种随之而来的极大的危险性,即它会使我认为比我实际上更敏捷、更灵巧,也更精明。”这一顽固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进入我视野中的东西我好像连三分之一都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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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总是在干活,总是努力干更多的活,他对作家的日常生存状态作过大量的思考。忧郁的人是如何变成意志的英雄的?答案是通过一个事实,即工作可以变成一剂药,一种强迫症。(他在论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写道:“思考是一帖有名的麻醉剂。”)事实上,忧郁的人会成为最大的瘾君子,因为真正上了瘾的体验总是一种孤独的体验。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一位医生朋友指导监督下服用大麻麻醉剂那些疗程是精心设计的花招,不是自我投降行为;它们是为作家提供的素材,并非是要逃离意志的压榨。(本雅明认为他拟写的论大麻麻醉剂的著作是其最为重要的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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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忧郁症来说,装腔作势、遮遮掩掩似乎是必要的。他与别人的关系复杂,不明朗。那些高人一等的、不足的、情感迷惘的感觉,那种不能得到想得到的、抑或甚至无法对自己以合适的——所有这些感觉都觉得应该掩盖在友好,或在最具道德原则的操纵之下。使用一个由那些了解卡夫卡的人也用在他身上的词语,舒勒姆谈到了本雅明与别人的关系的一个特征,即“几乎是中国式的彬彬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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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能够站出来为普鲁斯特“破口大骂友谊”而辩护的人,会无情地抛弃朋友,就像发现自己对青年运动的同志不再感兴趣就抛弃他们一样,知道了这一点,人们不会感到有什么惊讶;同时,了解到这个爱挑剔、固执、极其严肃的人也会对在他看来可能高于他的人奉承拍马,知道了他几次到丹麦拜访布莱希特时也会让他自己被布莱希特“嘲弄”(他本人语)、被他蔑视,人们也就不会感到有什么惊讶。知识生活的王子也可能是一个弄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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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工作作风就是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他要是不投入,注意力就涣散。作为一个作家,本雅明能够异乎寻常地集中思想。他能两年就完成《德国悲剧的起源》的准备工作和撰稿;其中有些章节,他在《柏林纪事》中吹嘘,就是漫漫长夜坐在咖啡馆一个爵士乐队边上写成的。但是,尽管本雅明颇为多产――有几个阶段,他每星期都为德国文学报刊写稿子,结果证明,他再也没能写出一本正常厚薄的书了。在1935年的一封信里,本雅明说到撰写《巴黎:19世纪之都》时的“土星式的缓慢进展”,这本书他1927年就动笔了,原以为两年之内就能杀青。他的典型的写作形式还是随笔。忧郁的人所表现出的注意力的集中及其耗竭设定了本雅明发展思想的长度极限。他的重要文章仿佛都正好在自我毁灭前及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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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孤独――伴随着因自身孤独而感到的痛苦,这是忧郁的人所具有的一个特征。人要做完一件事情,就必须独处,或至少不能让永久性关系束缚住手脚。本雅明对婚姻的否定清楚地反映在他评论歌德《亲和力》的文章中。他的研究对象――克尔恺郭尔、波德莱尔、普鲁斯特、卡夫卡、克劳斯――都从未结婚;据舒勒姆说,本雅明渐渐认为他自己的婚姻“对他本身来讲是致命的”(他1917年结婚,1921年以后就与妻子感情不和,1930年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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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同情宣布我们的清白,同时也宣布我们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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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存在着的大量影像,使人更难维持这种道德发育不全。就让暴行影像令我们寝食难安吧。即便它们只是符号,且不可能涵括它们所指涉的大部分现实,但它们仍然发挥重要作用。这些影像说:这就是人类有能力做的――也许是主动地、热情地、自以为是地做的。请勿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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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有一个地狱,当然并不就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把人们救出地狱,如何减弱地狱的火焰。但是,让人们扩大意识,知道我们与别人共享的世界上存在着人行邪恶造成的无穷苦难,这本身似乎就是一种善。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上不是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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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叙述作品也许比一个影像更有效果。部分原因是叙述作品需要我们花更长时间去看、去感受。没有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可以铺展,进一步铺展,不断地铺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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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纪念馆如今几乎清一色都是视觉的。摄影对我们回忆事件的哪些方面具有不可抑制的决定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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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宝贵的东西是活力,就是一个人想做的事情+不为种种失败所挫的意志+能量+胃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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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苦难放大,把苦难全球化,也许能刺激人们感到有必要多“关心”,但也会使他们觉得苦难和不幸是在太无边无际,太难以消除,太庞大,根本无法以任何地方性的政治干预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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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段较长的集体历史的时间范围内,历史却对怀念的价值发出矛盾的信号。世界上不公正的现象实在太多了。而太多的怀念(古老的冤屈:塞尔维亚人、爱尔兰人)令人怨气难平。和平就是为了忘却。为了和解,记忆就有必要缺失和受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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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若是永远对堕落感到吃惊,见到一些人可以对另一些人施加令人发悚、有计划的暴行的证据,就感到幻灭或难以置信,只能说明他在道德上和心理上尚不是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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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要求人们牢记某桩弥天大罪是不太一样的。(“永世不忘。”)也许,记忆被赋予太多价值,思考则未受足够重视。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本身自有其道德价值。令人痛苦的是,记忆是我们与死者可能有的惟一关系。因此,怀念是一种道德行为的想法,深植于我们的人类天性;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我们追思在自然情况下早于我们死去的人――祖父母、父母、老师和年纪较大的朋友。冷酷与记忆缺失似乎形影不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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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他们的苦难拿来跟另一个民族的苦难并列,等于是互相比较(谁的地域更糟糕?),从而把萨拉热窝的殉难贬为一个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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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目标是为了有一个空间来安度人生,那就必须让某些不公正的事体溶入更广阔更普遍的来谅解,也即无论哪里,人们都对彼此赶下了伤天害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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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艺术体验想必是巫术的,魔法的;艺术是仪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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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多数人来说,审美快感是一种与其日常反应根本无法分享的心理状态。他们把艺术理解为一种途径,通过它,他们被带进与有趣的人类事务的接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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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判断的现象的东西,这就是说,我们通过艺术获得的知识是对某物的感知过程的形式或风格的一种体验,而不是关于某物(如某个事实或某种道德判断)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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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自己的生活亦是如此。如果我们从外部看待我们的惩治,如越来越多的人受了那些影响甚大、广为流传的社会科学和精神分析学的劝说而做的那样,我们就是在把我们自己看作普遍性的例子,而这样就使我们深刻而痛苦地疏离于我们自身的体验和我们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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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官本来就遭受着城市环境的彼此冲突的趣味、气息和景象的轰炸,现在又添上了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基于过剩、基于过度生产的文化;其结果是,我们感性体验中的那种敏锐感正在逐步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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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艺术作品是由诸项内容构成的这种极不可靠的理论基础上的阐释,是对艺术的冒犯。它把艺术变成了一个可用的、可被纳于心理范畴模式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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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取代艺术阐释学,我们需要一门艺术色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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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在故事与信息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一方面,故事有其目标,就是终点、圆满、封闭;另一方面,信息按其定义永远是局部、不圆满、碎片化的。 这差别呼应了由文学和由电视提供的互相冲突的叙述模式。 文学讲故事。电视传播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