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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初,中国也有过关于政体的争论,保皇派的认为应当君主立宪,革命派的主张共和制。各有各的观点,各有各的缺陷,其中还是梁启超比较有远见。任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贸然实行全民的民主是不可行的,人民不懂得利用自己的权利,结果他们的民主权利就会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因此他更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中国实际的政治走势,几十年的动荡格局也部分的验证了梁的观点,在这方面梁启超的水平确实比他的老师康有为更为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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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民主进程已经大大深入,知识界对专制的批判已经非常彻底,而对民众的弱点可能导致的暴力和非理性,却常常还是闭着眼睛绕开,或是为其寻找理由。在这个问题上的反省,越来越艰难 。因为民主大潮的副产品,就是知识界日益把批判专制、强权,看作是为众人称道的独立精神,而没有勇气悖“民众大潮”而行,持独立思想言论于民众和知识界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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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判断一个政治家是否正派的标准:正派的政治家会坚决始终面对成年人说话。而不正派的政治家煽动民众时往往会先从青春期的孩子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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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18世纪思想家一样,麦迪逊的思考建立在对人性本质的理解上。他接受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国家及政府建立在“社会契约”的基础上。这个理论认为,权利起源于人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权利。人有权自由地处置它们的权利,他们相约联盟,这就是国家。然后,他们在自己内部达成契约,把一部分权利保留给自己,这就是政府不能侵犯的个人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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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你不挺身而出保护你所不同意甚至不喜欢的百分之五,你怎么有把握下一次你不在另一个百分之五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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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稠人广众之中,人们对良心实无期待,大家一起做事,如浑水摸鱼,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力反而消失了,结成群的人会互相为不良行为提供虚假理由。这就是一些平时看看还蛮善良的人,一进入群体就表现得十分邪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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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悲惨的事件,人们确实具备、也总愿意相信自己的同情心和关怀他人的意愿,可是人们往往不愿意面对的是:每个人的良知都有局限。人有优点和弱点,善和恶,那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新闻业是传达善恶兼备之人性的最典型的地方。假如没有这点共识,新闻也很难有彻底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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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人有弱点,而且承认人的弱点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可是,这样的理论起点,给西方文化对制度建立之必要,提供了最早的惊醒和持续不断的努力,也把个人和社会,放在一个不断翻新的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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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一旦不能反映社会真实,一旦被外力扭曲,它就失去生命和灵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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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任何一个社会试图扼杀新闻业先天的追猎本性,都是危险的,都会因此失去了社会自然产生和发展出来的自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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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策本人就是一个矛盾体。他真诚地处于正义感、出于对穷人的同情,猛烈地抨击富人的奢侈生活,可是,报纸的商业运作,也很早就使普利策成了一个极其富裕的报界大亨。从本质上,他其实和许多的富人一样,在做着善事,也在过着奢侈的生活,也经常挥霍无度。他通过自己报纸的运作,在为社会寻求公义,关心着那些他所不认识的社会大众,却常常不那么关心自己的孩子和亲人,对手下的人经常粗暴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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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恰是一个最典型地表达人性矛盾与冲突的行业。它在凸显伸张社会正义的同时,并不能自然避免它的种种缺陷。它的虚荣和夸张,它过度的猎奇,它受大众弱点的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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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判和社会关怀,变得悲壮和抽象,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崇高理想“,而不完全是人性善良的自然延伸。矛盾本身体现着真实的人性和人生。假如诚实地面对自己,几乎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是如此。人们只是更愿意表现,甚至夸张地展示自己的某一面,而不由自主地在忽略回避自己人性中的另一面罢了。所谓人性,不论善恶,只是人的属性,本不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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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国民众在更多依靠一个自由开放的新闻系统,来抵御媒体可能的煽动。他们尽量从不同来源获取信息,以判断新闻报道的真伪,而成熟的行业竞争和淘汰是新闻业质量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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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想起人们常常提到的一句话:人是很难被说服的。因此,不要以为通过”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说服,就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可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容许不同意见的双方,充分地表达,也容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在公开争论的过程中,像我这样的旁观者,也就有机会全面了解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一个事件、一段历史的全面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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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看一看世界,对我而言比一切的一切都重要。我对自己说,我要走遍世界走遍已经读过的每一个国家和城镇。心里明知这不可能,我还是固执而不能放弃梦想――我想我会继续这梦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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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向我们慢慢打开国门,我们在书籍中慢慢展开少年人的想象。我们游荡在一个个陌生国度的陌生乡村,游荡在一个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无声无息,如同忽暗忽明的幽灵,常常不明白虚幻的是世界还是自己。我无数次在梦中打点自己的行装,醒来却还是滞留在头上一片红旗、身上一片灰蓝的围城里。一切丰富的色彩都由书籍引出,又留在书中。我心中的良性循环是这样的,阅读带来旅行的向往,而旅行又诱发深入阅读的兴趣,而我们年轻的循环,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个人世界,一切尽在想象中。我们在书籍引领的想象中认识自由,也开始体验这种独特的自由。那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如同天使伸出手来,感觉自己飞速上升,发现自己的思维突然脱出环境的桎梏,突然有一种灵魂飘荡在空中的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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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站在这样一朵靠着墓碑的玫瑰前,感受生与死的触摸时,才更深切地理解到,受难者的死亡记录对于人类的意义。加入忽略人类历史悲剧中的受难者,我们就是在轻贱人类和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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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良性循环是这样的,阅读带来旅行的向往,而旅行又诱发深入阅读的兴趣,而我们年轻的循环,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个人世界,一切尽在想象中。我们在书籍引领的想象中认识自由,也开始体验这种独特的自由。那是一种奇怪的体验,如同天使伸出手来,感觉自己飞速上升,发现自己的思维突然脱出环境的桎梏,突然有一种灵魂飘荡在空中的超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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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所有,却内心平衡,对世界充满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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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利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抱持这样的信念,他们有时候表现得几乎是天真迂腐,缺乏算计,毫无谋略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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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到处都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迟早仍然要跃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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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向着一个方向走了很多年,山重水复,什么障碍都越过,却可能在平原轻易迷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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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游荡在一个陌生国度的陌生乡村,游荡在一个个陌生城市的陌生街道,无声无息,如同忽暗忽明的幽灵,常常不明白虚幻的是世界还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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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萌发,最初始于文字急剧下滑,流于粗鄙,后来更引出铺天盖地的颂扬文字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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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人类思想的载体。禁书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承认那书本里承载的是“危险的思想。”但历史一再证明,今天看来是危险的思想,明天却会成为常识。一些权势人物判定的危险书籍,却可能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来源。禁书似乎有理,却从来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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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肯利奇,就像他们的祖父辈,像建立这个国家的早期领袖华盛顿、杰弗逊等一样,仍然保持着罗马古典共和主义的精神,他们用一种正面的态度来对待政治。在他们的眼睛里,政治,就像音乐、艺术一样,是高尚而道德的事业。政治家,就像艺术家、音乐家一样,是一种高尚而美好的生涯。好的艺术家要创作出美好的艺术,好的音乐家要创造出美好的音乐,而一个好的政治家,就要尽职尽责,把恪尽职守做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成败反而是第二位的事情。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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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击战的战略,将打破军人和平民在战争中的角色区别,不可避免地出现军人对平民的战争暴力,这是平民遭受最大死亡、伤害、疾病、饥馑的战争形式。战争的剑会降临到老人、妇女、儿童甚至婴孩的头上,那将是这块土地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悲惨最苦难的战争。这种伤害到平民的残酷和苦难,将在所有的人中间――不分军人和平民,积累仇怨和报复,将造成整个民族的道德滑坡,正义将离开这个民族。这是一种民族灾难,无人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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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和荣誉,高于生命和权力,职责是政治家的天命,权力只不过是完成职责的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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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历史上发生的悲剧,但是,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