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

你现在成功了，人家才会重视你的过去。如果你现在什么也不是，那么你的过去就是一堆垃圾。

人性，在历史上很难有变化，几千年来估计都是这样。通过正规渠道上不去，那就走邪道，只要能出名就行。

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

中国普通民众的民族意识之崛起还是得等到二十世纪。而且，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并不是一回事。可以说，等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的大规模入侵，以及中国共产党等在民间的宣传，这种意识才最终培植起来。

统治者又依据理学的标准在生活上给官员定规矩，比如禁欲---为官在外，特别是京官，不许嫖娼，于是那些汉族官僚养成了找戏子的习惯。那个时候，在北京唱戏的人，就被人称为相公堂子，他们虽然是男儿身，却是被人当作妓女的替代物存在的。这是一个事实，并不是我污蔑这个行当。

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过一个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来突然失忆了，忘记自己是谁了，想想看你今后该怎么生活――你谁都不认识，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历史。历史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用，但实际上我们是离不开它的。其实对于一个民族，无论是其整体还是个人，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就是民族的记忆。很多人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处于失忆状态，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历史长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毕竟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帝制，老百姓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皇帝。今天我们很难想清这一点，但在当时就是如此。在我们这个伦理型国度， 强调的是天地君亲师和忠孝仁义，这些伦理结构其实都是围绕着君主来建构的，孝也是为了忠，一旦君主没了，那么这个重心就会动摇，整个社会的人心就会开始晃。由此会带来许多治理上的问题，比如一些刁民就很难治――没皇帝了就没王法了，那我还怕什么呀。

但是当时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我是爱国的，怎么做都可以。他们去冲击赵家楼，把曹汝霖家烧了，把章宗祥打个半死。当时大家认为他卖国了，然后就打了他，把他家烧了。曹汝霖幸亏躲了起来，否则可能被学生打死了。学生认为自己完全正当，整个社会也认为这些行为是正当的。只有两个人不这么看：一个是梁漱溟，他说，虽然你是爱国的，但你必须承认你的行为是违法的。

权术并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个人没有大韬略、大格局、大想法，那么，权术用多了，可能就会适得其反。

然而，一旦国家上层下令要办新学堂，而且把科举废了，那么，科举与教育之间的牢固联系就被一下子掐断，底层就开始乱了……后来有些农村的文化根子断了，没人会写对联，于是过年时只能拿口大碗，在碗边上蘸墨后就往红纸上扣，盖成几个大圈圈，然后就当是对联往门上贴。或者说就像现在城市里这样，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写好的对联，但是上面的话都差不多，显得特没文化

袁世凯称帝时，古德诺那篇《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影响很大，古德诺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它是一种很强势、很有市场、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在这一背景下，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历史进化。总之，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这就极大地孤立了袁世凯，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中死去。

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尤其是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

第一种是怨妇心态，凡事以哭闹为主，就是觉得你们总欺负我们 第二种是泼妇心态，凡事讲打，打不过我挠，我要反抗，把整个近代史写成仅仅是反抗的历史，这个反抗的过程虽然可歌可泣，但毕竟没打过什么胜仗，充其量就是挠人一把，还挠不到脸上。但是我们觉得很好，还很推崇，因而创造出很多神话。如果当时斗争真有这么波澜壮阔，那英国人根本进不来，我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这段被称为半殖民地的历史。 第三种是情妇心态……在它看来，殖民历史也是好历史，不殖民怎么进步？但是被殖民的过程实际上是很屈辱的……尤其是对这个民族的上层精英来说。如果这些上层精英曾受过本民族悠久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们就会感到更悲哀。但是情妇心态把这一层抹掉了……

当然，皇帝回来了，面包也是不会有的。一个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变成共和体制，没了皇帝，民众的确感到不习惯、不自在。将中国办成共和的人们，却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说，根本不会办共和。所以，举国上下，怎一个“乱”字了得？挂龙旗，无非是这种不习惯、不自在的反弹。中国需要一个皇帝，民众需要一个王法。但是，底层社会却没法儿推出一个皇帝来，即使推出来，也没有人认账。而上层社会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认可。袁世凯做不成，小溥仪，也坐不稳。即使坐稳了，也没法儿带给民众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这就是当时中国可悲的现实。

其实，两次帝制复辟，都是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参与者，不仅有袁世凯和张勋这样的军阀，也有很多文人墨客和学问家。两次，他们都是要回到君主立宪去，复辟的主流人等，没有几个觉得君主专制好。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都是代议制，难道说，历史走到今天，人们还非要说，法国大革命一定优于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和美国的体制，一定比英国的制度更优越？一个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帝制传统的国家，走英国的道路，也是难免的。

黎元洪和段祺瑞也许都没有想到，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制度的陷阱。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

我为什么要写张勋复辟？这个事，说起来挺简单。虽然说，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民国这一带转，但可写的东西，其实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张勋头上。最直接的刺激，是两三年前，有人出大价钱，让我写民国题材的电视剧，点的，就是张勋复辟。这个价钱，比我写专栏、出书都高，高到无法类比，不由得我不动心。记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笔记，翻到过一则逸事：明代图书市场发达，好些读书人是靠写书挣钱的。有书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约稿，小名人说，先拿一摞银子来，放在案头，哪怕写完了你再拿回去，这钱必须有，因为它提神。

然而在袁世凯时代，段祺瑞却没有这样恭顺过，很少亲驾总统府不说，做陆军总长的时候，要用徐树铮做次长，老袁不高兴，说到处都是东洋刀，但段祺瑞还是坚持用了。袁世凯成立陆军模范团，用袁克定做团长，段祺瑞也持异议，最后逼得袁世凯不得不自己来干。

张勋复辟，实际上是洪宪帝制的一种延续，也是后袁世凯时代政治的一场突变。突变之所以发生，直接的刺激和诱因，就是府院之争。

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五代十国，相对于唐朝，就是倒退。金与元，相对于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绝对主义皇权专制，相对于汉唐，当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国人反掉了，但比帝制还要专制的制度，却从侧门溜了进来，又怎么样了呢？

一般来讲，政治斗争，是要凭实力说话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是斗不起来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只住到了中南海里的猫。段祺瑞是袁世凯之后，当之无愧的北洋领袖，多数的北洋旧人，无论有势力无势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话来说，“府方的谋臣便只是掉笔头的几个文官，院方的党羽却都是带枪的丘八”。但是，后袁时代的情势，却造就了这场纷争。

再看黎元洪，在晚清官场，黎元洪位不过一个小旅长（协统），而段祺瑞则是江北提督，进而北洋军统（军长）。如果不是革命党人群龙无首，强拉他做了革命后的鄂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充其量也就是个没了兵的将军。在袁世凯的天下，欲求复出都难。但是，人说命相好的黎元洪，就是因缘际会，成了首义元勋，然后，做了副总统。底儿潮，资历浅，在重资历的官场政界，被人看轻，没有办法。但如果后来表现不俗，也未必不能服人。可惜，在袁世凯时代，做了副总统的黎元洪，显然不是黎元洪的文胆所谓的“位备储贰”，多少有点像袁世凯华贵的囚徒。

辛亥的突变，给中国留下一道难解的题。民国的乱局，就是这难题的展开。这个难题，国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难题，要有三个条件，一有知识，二有时间，三有耐心。复辟回到从前，和跨越式发展，走捷径，都是没知识、没耐心的表现，都是动辄来结构性的颠覆。从本质上，文化保守主义者跟后来的激进主义者，犯的是一样的错误，只是方向相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