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石榴飘香》》

我们都是我们自己偏见的俘虏。

《百年孤独》我不到两年就写完了。不过，在我坐在打字机旁动手之前，我花了十五六年来构思这部小说。

我一贯认为，极权是人所创造的最高级、最复杂的成果，因此，它同时兼有人的一切显赫权势以及人的一切苦难不幸。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趋向绝对腐败。”对于作家来说，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主题。

在文学创作的征途上，作家永远是孤军奋战的，这跟海上遇难者在惊涛骇浪里挣扎一模一样。是啊，这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谁也无法帮助一个人写他正在写的东西。

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人们保持联系，及时了解当前情况。我这里所说的和威廉・福克纳的意思是一致的。他说，作家最完美的家是烟花柳巷，上午寂静无声，入夜欢声笑语。

细腻的描述手段，应该在青年时代就融会贯通。我们作家就跟鹦鹉一样，上了岁数，是学不会说话的。

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一切巨大然而徒劳的奋斗的总结，是一幕幕事先注定要被人遗忘的戏剧的总和。至今，在我们中间，还有着健忘症。只要事过境迁，谁也不会清楚地记得香蕉工人横遭屠杀的惨案，谁也不会再想起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

真实永远是小说的最佳模式.虚幻是粉饰现实的工具.

海明威说过,对一个题材既不能仓促动笔,也不能搁置过久.一个故事装在脑袋里那么多年也不动笔写,你不着急么? 答:如果一个想法经不起多年的丢弃,我是绝不会有兴趣的.而如果这种想法确实经得起考验,就像我写想了十五年,写想了十六年,写想了三十年一样,那么,到时候就会瓜熟蒂落了.

但是我长大成人后，每当我有什么事情，特别是每当我遇上什么好事，我总感到唯一的缺憾就是再也不能和外祖父共享喜事之乐了。所以，我成年时代的一切欢乐，过去是并且以后也永将是这种失望惆怅的心绪所左右的。

妇女以铁的手腕维持着人类的秩序，而男子们则一味地以种种狂热鲁莽的行动来闯荡世界，推动历史。这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妇女不具备历史感。而事实上，如果不是这样，她们就不能完成使人类延续下去的首要使命。

我的一位苏联女友看到一位上了岁数的妇女手抄我这本书，而且很明显是从头抄到尾。我的女友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位妇女回答说：“因为我想知道究竟是谁真的疯了：是作者还是我。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重新把这本书写一遍。”我想不出比这位妇女更好的读者了。

我之所以没有成功一个无所顾忌的所谓唐璜式的人物，倒不是因为我对我的私生活必须严加检点，而是因为我还不懂得情爱乃是一种转瞬即逝的、一无所获的袭击。我认为，情爱是男女双方的一种持久而又缓慢的关系。因此，根据我目前的情况，是不可能再增加的。

灵感这个词已经给浪漫主义作家搞得声名狼藉。我认为，灵感既不是一种才能，也不是一种天赋，而是作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精湛的技巧为他们所努力要表达的主题做出的一种和解。当一个人想写点东西的时候，那么这个人和他要表达的主题之间就会产生一种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因为写作的人要设法探究主题，而主题则力图设置种种障碍。有时候，一切障碍会一扫而光，一切矛盾会迎刃而解，会发生过去梦想不到的许多事情。这时候，你才会感到，写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所认为的灵感

我知道我迟早要把他结果的，但我迟迟不敢下手。上校已经上了岁数，整天做着他的小金鱼。一天下午，我终于拿定了主意：“现在他该死了！”我不得不让他一命归天。我写完那一章，浑身哆哆嗦嗦地走上三楼，梅塞德斯正在那儿。她一看我的脸色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上校死了。”她说。我一头倒在床上，整整哭了两个钟头。

我记得有一个法国人是这样说的：“没有性无能的男人，只有不通此道的女人。”其实，尽管只有少数人承认这一点，任何正常的男人在经历一次新的性行为时总是战战兢兢的。我想，只能从文化这个角度来解释这种胆怯心理：他是怕给妇女带来不愉快的体验，而事实上也确实带来了，因为这种胆怯情绪阻碍他像男子气概要求的那样给妇女带来愉快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男人都是软弱胆怯的，只有依靠妇女的理解和帮助，才能体面地向前挺进。不过这也并非坏事，这会给性爱增添魅力：使每次性爱都仿佛第一次，而男女双方每次都得从头学起，仿佛生平第一次体验。不懂得这种感情，不理解这一奥秘，是情色描写不能为人所接受和如此令人厌倦的原因。

记得我跟你说过，第一个吸引我的女性是我五岁那年教我读书的那位女老师。不过那是另一码事。第一个使我神魂颠倒的女性是一位在我们家干活的姑娘。一天晚上，从我们家旁边的一所房子里传出悠扬的音乐，这位姑娘非常纯洁大方地拉我到院子里去跳舞。当时我只有六岁光景，我接触到她的身体，感情受到巨大冲击，甚至今天都不能自已，因为此后我从未再次体会过那么强烈的感觉，尤其是那种乱了方寸的感觉。

那是在大学一年级读法律的时候（那时我大概十九岁），我读到了《变形记》。这个情况我们已经谈到过了。我至今还记得开头第一句是这样写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妈的，”我想，“我外祖母不也这么讲故事吗？”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对小说发生兴趣的。当时我立志阅读人类有史以来所有重要的长篇小说。 所有的，从《圣经》开始，这是一本讲述神奇事物的特别好的书。

我十七岁那年读到了《变形记》，当时我认为自己准能成为一个作家。我看到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莎一天早晨醒来居然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于是我就想：“原来能这么写呀。要是能这么写，我倒也有兴致了。” 因为我恍然大悟，原来在文学领域里，除了我当时背得滚瓜烂熟的中学教科书上那些理性主义的、学究气的教条之外，还另有一番天地。这等于一下子卸掉了贞操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