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效率、极度随意,还有残忍和羞辱,在集中营筛选中,这些情况格外突出。一个捷克犹太人囚犯医生雅各布・R描述了“有时党卫队会把整个特别行动队叫来,让他们脱下裤子,看看他们是不是没有臀肌〔这表明了饥饿和衰弱〕,如果没有就送往毒气室”。沃尔肯讲述了执行筛选的医生挑一些“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让他不高兴的〔囚徒〕……压根就没有医学检查”,所以他的一个朋友“就因为阑尾炎手术留下一个老伤疤被送往了毒气室”。如同他所补充的:“这样一个医生可以在10分钟内检查完一个区里的所有囚犯――大约是500人,这种筛选是怎样进行的就可想而知了。”
- 一个名叫海因茨・蒂洛(Heinz Thilo)的纳粹医生,给奥斯维辛起了一个合适得多的名称――“世界的肛门”(anus mundi),这个词说出了另外一个纳粹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要表达的特点,他形容“毒杀羸弱妇女的行动……格外令人不愉快”:是“所有恐惧中的最恐怖”。 一个机敏的波兰精神病医生认为“世界的肛门”一词准确反映了纳粹关于“清洁这个世界之必要性”的看法,反映了“德国超人的世界……没有病人、残废、心理不道德者的存身之地,更不能受犹太人、吉普赛人或其他血统的污染”。他说,所有这些就是纳粹生物医学的废弃物。在奥斯维辛,这尤其指犹太人。
- 囚犯们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制造一种健康、强壮、尤其是能干活的外观感觉。一些人在衣服里塞一些破布,以显得胖一些(在不要求脱光衣服的情况下);有些人则把自己能够找到的任何东西涂到脸上,或者是快速地用力擦脸,以便把苍白遮住,让脸上有点颜色;每个人都尽量做出精力旺盛的举动(小跑或跑步到达位置),远远超过他们当时的实际体力。玛丽安・F向我解释说,尽管并不理解为什么和怎样做,“我就要在我脸上保持着一种坚定的笑容……〔我〕决定永远也不露出害怕”,她忍受着痛苦也要刷牙和洗脸――这些都是一些囚犯要争取活下来而采取的不同寻常的努力。
- 这样的一个理论家阿道夫・约斯特在一本出版于1895年的书中,就有过这种直接医学屠杀的早期呼吁,这本书有意使用了《应该去死》的标题。约斯特认为,对个体死亡的控制最终必须归属于社会有机体――国家。这个概念与英裔美国人传统的安乐死概念直接对立,那种安乐死强调个体有“去死的权利”或“死亡权利”或“对于自己死亡的权利”,视此为终极的人之要求。与此相反,约斯特讲的是国家杀人的权利。他虽也谈到对不治之症的怜悯和解脱痛苦,但重点是“人民”和国家的健康。他指出,国家在战争中其实已经行使了这些“权利”,成千上万的个体为了国家而牺牲。他的终极论点是生物学层面的:“应该去死〔就是〕适宜生存的关键。”国家必须掌管死亡,必须杀戮,以便保证社会有机体生存和健康。
- 亨利・Q医生愤怒地提到了那些“关心病人”的医生却又“没有抗拒地参与到这样的大屠杀之中”,他指出,只有一个党卫队医生(事实上关于他的事有一些质疑)要求改派去俄国前线。亨利・Q将这个记录与囚犯医生始终如一的抵抗做了对比,后者冒着生命危险改动送往毒气室人员名单,以各种方式在筛选中救人。他近距离地看到了程序化与极度道德冷漠的关系――也就是……“上班下班的绅士”那种“放松”的态度。囚犯医生马格达・V指出(如同亨利・Q医生也指出的那样),不管纳粹医生对待筛选的态度有什么差别,他们还是将此作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而执行――而且还有着这样的顺从:“我想这些杂种知道他们来这里是干什么。”
- 在讨论纳粹医生的持续功能时,雅各布・R医生强调了“权力的问题――对别人拥有不受控制的权力”。就这种权力的邪恶使用而言,塔德乌什・S医生引用了费舍尔医生告诉他的一段话:“我们〔纳粹〕现在已经走得这么远了,我们已经无路回头。”这句话可能有两种含义:一是道德原则,邪恶不能消除;一是心理原则,即维持了一段时间的死亡工厂,必须维持其功能。从心理学角度看,残暴带来残暴:为了给杀戮辩护,证明其正当性,也为了将其视为杀戮之外的东西,持续的杀戮沦为了心理需要。 以这种分裂和麻木而生活的动力,在恩斯特・B所说的纳粹医生后来的态度中也显示出来:“哦,他们仍然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道德不安。他们只是对失掉了这场战争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