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原人士相晤一室,你能感受到与烈酒一样浓的人情。然而,恰恰是这个令人心醉的人情,妨碍着我们民族的个体进行等距离的理性合作。韦伯说,现代组织制度的理性化过程就是将人情关系排除出组织的过程,并推动着组织内部行政效率的极大提高,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条件。然而又说,失去人情的组织人是一种“非人化”。这是人类为了效率而建立理性化科层组织的一个无可奈何的沉重代价。我突然理解了韦伯的心情。
- 这番闲聊,引起我两点思考:一是贫困山区高辍学率之根本原因是家庭贫困和学杂费太高。学杂费过高的原因是教员的工资福利水平提高了,而地方政府财政无法满足教员的'旧益增长的物质要求"。故而变出各种名堂向家长学生搜刮。如上述分析大体正确的话,那么所谓"希望工程"对降低辍学率所起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如今,"体面的生活标准"对一切人都是一道无形的但又是强制性的"律令",它迫使一切人向它攀比。地方党政官员与教员自然不例外。二是在公社体制向乡镇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凡行政村一级的党政机构处于瘫痪与半瘫痪,或宗族化甚至村霸化的地区,乡村社会似乎重新回到了它的"自在状态",各家各自为政,各家族之间恃强凌弱,恃众暴寡,贫弱无依者忍气吞声。
- 一切宗教的目的在于将这股无法在世间实现的欲流引向天国,从而维持世间的秩序。如今,从穷乡僻壤到繁华都市,到处充塞着希望一夜致富的骚动人群。用加快发展经济来满足更多的欲求,这是一回事;总有更多的欲求得不到满足,又是另一回事。那么如何来对付这些注定无法在现实中实现的欲求呢?
- 中国的官吏、知识分子与农民各有一大病症。官吏之病在于唯上而不唯下;知识分子之病在于唯书而不唯实;广大农民之病在于好分而不善合。此三种病,自古而然,堪称国病。
- “公社集体耕作制解体后,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通过市场,通过第二、第三产业而展开争取优势地位的竞争(或说发家致富)。各种独立分歧的利益应与法律相结合,自由应与义务相结合,才能建立起新的社会秩序,但这有一个过程:如今的社会混乱之根本原因恰在于这一结合尚未完成:”“政治上从“替民作主”向“现代民主”转移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当前政治改革的核心任务,是如何从体制上确保官员必须“为民作主”。”
- 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核心是确定善恶美丑。那么善恶标准的基础或根源在何处呢?它既不在个人之内,也不在社会之外,而在社会共同体内。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个“这回共同体”:因为社会共同体内部的各个成员,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对抗。古代的贤哲们大概是看到了这一无情的事实,故而从社会外去寻找道德的基础与标准。老庄的道,宋明儒学的理,释教的佛,基督教的上帝,伊斯兰教的真主,古希腊哲学中的逻各斯,近代西方哲学中的规律,便是用来奠定人间社会善恶的基石。然而,宋明的现代人不信这套说教,于是善恶标准便模糊起来了,只得用法律从外部规定人们的行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