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都城,从远古的商代开始,恐怕就是“规划”的,而非自然聚居形成的。所谓“城”,就是建有城墙的地方。“城”甚至可以作动词使用。这种用法在《资治通鉴》中,最为常见。通常,统治者先选定一个地方,然后,像《通鉴》常说的那样“城之”――建起城墙、宫室和衙署――再把大批富豪人家和老百姓,赶到那里去定居,有时甚至可能是多达几十万人的强逼迁徙。“城”便如此慢慢形成了。
- 奇怪的是,唐代的诗人们,写起诗来总喜欢说,他们当年如何如何登高瞭望昭陵,好像真有那么一回事。比如,在公元八五○年,杜牧即将离开长安,到湖州去出任刺史,就曾登上大雁塔附近的乐游原,写下那首《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里面就有一句“乐游原上望昭陵”,好像要跟太宗皇帝辞行,依依不舍的样子。杜甫和许多其他唐代诗人们,也都写过类似的诗句。看来,唐诗中这些“望昭陵”的举动,都只是一种象征的姿势,求精神上之寄托而已。长安城中是绝不可能望见昭陵的。
- 在普林斯顿东亚研究所时,我曾经跟刘子健老师念过两年的宋史。刘老师是名满国际的宋史权威,上课时非常投入,充满热情。听他的课是一件很享受的事。这次到这座北宋的都城来,多少也是为了这点因缘。现代的开封,当然再也找不到《清明上河图》那种文雅的生活了,也寻不到《东京梦华录》中所描写的那些民俗曲艺了。在仿建的御街上行走,不免感到这又是一种“后现代”的嘲讽。回时无意间经过书店街,见到那两排明清时代的楼房,才觉得开封还算有点古意。
- 我五楼房间的窗口,正好面对着庞巨的西安火车站,一座典型的仿唐建筑。它的屋顶装饰,并不是传统常见的龙凤,而是唐代建筑的象征――鸱尾。主色也并非传统常见的红色,而是古拙的苍绿色。站在窗前,面对这座宏伟、线条简朴有力的建筑物,我感到真的很有些唐代苍劲的气魄了。
- 大理师专的周佑先生,曾经注释过《德化碑》的碑文,并把它译成白话文,出了本小册子。访碑过后,守碑人问我知不知道这小册子,他说他正好在代售。我说不知道,便跟他买了几本,准备送给我那些研究唐史的同行好友,也算是此行一个难得的纪念品。这个译注本,由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出版,但似乎全由自己负责发行,外头书店是买不到的。最后,守碑人还陪我走了一小段路下山,到大路边去等车,等路过的车子回返大理城。不一会,车子来了,我上了车,看着这位守碑人转过身,低着头,在夕阳下慢慢走回太和故城去。
- 从昭陵回来后,重读《唐会要》的记载,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可以懂了。原来,当年还曾经“架梁为栈道”,“绕山二百三十步”(约四百公尺),才能抵达墓室所在的玄宫门。无疑,这更证明墓室应当是建筑在山峰顶上的。而且,在高宗朝,旧守陵使阎立德曾经上疏建议把这栈道拆掉,为了使墓室“固如山岳”。史家在记录这件事时,有一妙笔,说高宗“呜咽不许”。一直到长孙无忌等大臣,引用了《礼记》的权威,重新上表,高宗皇帝才只好勉强答应了。从此,“灵寝高悬,始与外界隔绝”。
- 那是失去李清潭消息的第五个夏天,云泥不再对陌生来电抱有幻想,不再提心吊胆怕错过任何一通电话。 她甚至有过,这一生都不能再与他相见的念头。 她在寺里替他求了一年又一年的平安,祈盼他在相隔万里的陌生城市事事顺遂。
- 楚肖逸不好提起往事,便简单描述自身受:“我偶尔会觉得自己属于家里,偶尔又觉得自己独立出去……” 李导露出理解的笑容:“很正常,这本来就是你所在年龄段的常态,你还留恋着家里的温暖,但自身的独立意识又总跟父母发生冲突,自然会经常陷入矛盾。”
- 我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不知道犯了多少错,我终于学会和自己和解,与他人和解,与仇恨和失望和解,我原谅了世界。
- 心动的某某终究变成了聒噪的盛夏。
- 还有一个有关于择时的统计数据可以参考假设一个人的运气很差,在1970年以来每年都在最高点买入了2000美元的股票。则平均回报率仍有8.5%。 而假如完美的实现了择时都在股市的最低点买进,则年平均回报率为10.1%。 可以看出最差和最好的投资人回报率,也不过差距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