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囚徒困境的技术细节的原因在于,它能简洁而又精准地确立以下命题:(一)只与合作者进行合作是理性的;(二)背叛背叛者是理性的;(三)守法公民会成为笨蛋;(四)假如背叛是理性的,那么除了与之相当的惩罚以外,没有任何威慑力量。
- 对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独立。
- 帮助一个可被免责的违法行为是犯罪,阻止它则不会获罪;但是制止一个有正当理由的违法行为是犯罪,帮助他则不会获罪。
- 尽管我们通过计算选票选举立法者,我们也只是给了公民们一张选票,而不是让他们的观点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生活在多元社会中意味着,任何一种观点都不能为了官方目的被视为在道德上优越于其他的观点。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假如我想压制那些在定义正义为何的问题上与我意见相左的人,我就只能以正义之名将法律抛诸一旁。如果人民作为整体通过法律来表达意志,那么以正义为名将法律抛诸一旁,就是以优待与法官想法一致的群体的名义践踏了人民。在那种意义上,诉诸法律之外的正义就是精英主义者在企图颠覆民主。如果我们都倾向于同意诉诸正义,那是最危险不过的。
- 希腊神话和悲剧作品无比鲜活地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本区分和冲突:是接受现状,还是拒绝?是接受人在生活中的命运,还是抗争?是接受现存法律,还是违反法律而犯罪?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区分和冲突,神话和悲剧作品都没有能够提供理智地追问的思想范式,只有哲学家们才把生命的冲动和激情的张扬转化为理智的思考,他们通过概念的推导构建起一个语词的逻辑秩序,以为人们的生活提供理性的指引,呈现法律“存在”的根基和意义。
- 海伦法官把生还的探险者与强奸受害者进行类比,理由是他们被迫有意识地但同时也违背内心意愿地实施行为(真的每个案子都能与强奸做类比吗?)然而,即使按照她的说法,她也完全颠倒了情形,存活下来的探险者与其说像强奸受害者还不如说像强奸犯,因为他们把威特摩尔当成了目标(不是性行为的目标,而是觅取食物的目标),通过暴力使其服从他们的意志,服务于他们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