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三种死法:第一种是自杀,第二种是战争,第三种是顺应。如果说自杀是逃避,那么战争便是对抗,而顺应则是不死不活地活着。
- 这样一种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说理能力,它传承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不是单纯技能的传授。在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阅读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就是为了熟悉并且受教、获益于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除了英语系的专门课程,我在教授公共说理写作课程的这些年间,也同时教授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思想这样的人文教育课程,这使得我有机会结合这二者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一种比较人文的而不是纯技巧的说理写作知识。
- 人们需要说理,因为说理比不说理更能找到真实和公正的东西,而真实和公正的东西在本质上来说是优于虚假和不公正的;一般来说,真实和公正的东西是比较容易证明而且比较容易说服人的;更为重要的是,人有足够的天生能力接受真实和公正的东西, 这种能力就是“理性”。
- 现代公共社会中,责任和权利是联系在一起的。责任不是位卑者对位尊者无条件的风险和服从,而是以任何人都必须尊重责任者的基本普遍权利(人权、尊严、自由、平等)为条件和基础。
- 更重要的是,1933 年纳粹刚刚上台,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最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它们都被宣传成为人类世界的世俗福音,在当时也都有相当的说服力。那时候的人们对纳粹和斯大林主义的宣传还几乎没有认识。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的不讲逻辑, 与后来被极权主义洗脑的那种不讲逻辑,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吕先生要用30年代的有效思维药方,来治疗80年代“文革”以后中国无效思维的毛病,他难道真的不知道,这可能不是他要寻找的有效治疗吗?1988年年底,他在翻译了三分之二的《有效思维》后, 停顿下来,离他1944 年得病还有将近6 年的时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终于没有完成那后面的三分之一呢?
- 说理是一种思想能力,它要求我们尽可能全面、完整地把握讨论的问题,采取一种真实而客观的态度。这就需要说理者随时当心在说话和文字表达过程中的逻辑。同时,说理者还必须能够了解和判断对方的态度和不同立场。 如果一个社会中有许多人都能够经常地、有意识地这么做,他们就能够帮助提高整个社会的思维、判断、说理能力,也能够在此基础上帮助维持一个理性、开放、多样化的公民社会和民主秩序。这种话语对于人们政治、社会的实际影响作用确实是不容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