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宗深恶门户之讥,“知两党各以私意相攻,不欲偏任,故政府大僚俱用攻东林者,而言路则东林居多。时又有复社之名,与东林继起,而其徒弥盛,文采足动一时,虽朝论苛及之,不能制也”(夏允彝《幸存录・门户大略》)。对于夏允彝《幸存录》的观点,黄宗羲颇多非议,尤其是对于党争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进行批评:“毅宗(即思宗)亦非不知东林为君子,而以其依附者之不纯为君子也,故疑之;亦非不知攻东林者为小人也,而以其可以制乎东林,故参用之。卒之君子尽去,而小人独存,是毅宗之所以亡国。”夏、黄同为当时名流,且又都是那段历史的见证人,两人所见各有千秋,而在分析思宗对待党争的心态时,黄公所见似乎略高一筹。思宗之所以重用周延儒、温体仁,其缘由盖在于此。
- 听任大权旁落而不顾,魏忠贤终于操纵如意,俨然成了皇帝的代言人,甚至肆无忌惮地以“九千岁”自居,距“万岁”仅一步之遥。尾大不掉之势已成,熹宗对魏忠贤百般容让,在诏旨中与魏忠贤平起平坐,动辄称“朕与厂臣”如何如何,所谓“厂臣”即总督东厂的魏忠贤。
- 郑鄤死得很惨。他在一行人等押解下,来到京城西市甘石桥下四牌楼刑场。那里早已人山人海,连屋顶上都是黑压压的一片看热闹的人群。在人声鼎沸中,忽听得官员宣读圣旨,最后一句声音特别尖刻:“照律应剐三千六百刀!”上百名刽子手齐声吆喝,如同雷震,令旁观者不寒而栗。炮声响后,行刑开始。须臾,手持小红旗的校尉疾驰而去,向大内报告所剐刀数。令目击者感叹万分的是:“归途所见,买生肉以为疮疖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郑鄤被脔割处死,他身上的肉竟被京城愚民买来作为医治疾病的药料,可悲,可哀!
- 父皇病逝,他以皇太子身份是当然的皇位继承人,这对于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的朱常洛来讲,是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与才能准备的。不过他毕竟是一个颇有政治头脑的人,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有所作为。因此,他一反父皇晚年怠于临朝的惯例,日理万机,事必躬亲。要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朝政大事处理得井井有条,是一项十分劳累的工作。他自幼孱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酒色,身体十分空虚,当此重任,不胜负荷。这时,郑贵妃又心怀叵测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内宴,有女乐承应;到了夜里,龙床上是“一生二旦”,轮流“御幸”。本来多病的身体,立时垮了下来。
- 杨鹤得知皇帝大力支持抚局,御使已经携带银两前来赈济,便放开手脚进行招抚。然而此时此际陕西已面临剿也难抚也难的两难选择。造反大军点燃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使当局剿不胜剿。那么抚能奏效吗?也难。突出的问题是招抚之后,在灾荒流行的三秦大地如何安插这些“降丁”?清初专门研究“流寇”的学者戴笠、吴乔比较了赈、剿、抚三种手段后指出:赈是治病之本,剿是治病之标,抚只不过是一剂调理药而已。其实戴、吴二公的这种分析也是一种皮相之见,陕西“流寇”蜂起是晚明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它显示社会早已病入膏肓,剿不但不能治标反而刺激病情更加恶化,抚的调理作用在天灾人祸双重压力之下迅即化为乌有,赈虽有治本功效但为时已晚,况且杯水车薪根本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