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什么艺术比自由更美妙,但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更难于学习如何运用它了。
- 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公共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举出许多人,他们几乎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的傲慢,对民众则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骄傲。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对他们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几乎所有革命家后来都显示出这一双重性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公民多数人的感情所表现的那种尊重相去万里。
- 把人民的伟大强盛一概归因于法律机制,这种观点是再肤浅不过的了;因为在这方面,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发动机的力量在制造产品。请看英国:那里的行政法和我们的相比,至今仍显得更复杂,更五花八门,更不规则!但是在欧洲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公共财产,范围更广,更可靠,更多样化的私人财产,社会更牢固,更富庶?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的优良,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无关宏旨,因为生命是强大有力的。
- 尽管这位君主(注:路易・菲利普)出身于欧洲的最高贵的家族,灵魂深处有着这一家族遗传下来的傲慢,且自己确信他人没有这种东西,但他也有社会下层所特有的大部分品质和缺点。他有正常的风俗,并希望周围的人也是如此。他行为规矩,习尚简朴,节制自己的嗜好。当然,他爱护法律,反对胡作非为,态度和蔼,而不强求人家服从;他既不多情善感,又不暴戾乖张,而有人情味;他没有火爆的激情,没有可以导致毁灭的弱点,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到的缺德行为,而有王者应有的勇气。他过分客气,但不择对象和有失尊严,这种客气与其说是符合君主的身份,不如说是符合商人的身份。他绝不爱好艺术和文学,但热爱产业。他的记忆力超群,特别能牢记事情的微小细节。
- 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天生的不满足感,总是希望人生无可限量。人既轻视生命,有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情感,不断地促使人的灵魂凝视来世,而能把人引向来世的,只有宗教。因此,宗教只是希望的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自然合乎人心。正如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只有人的理智迷乱,或精神的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影响,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是,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使人恢复宗教信仰。没有信仰只是偶然现象,有信仰才是人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