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案子,就像困难的案子一样,都会产生恶例。因为那些大案子之所以被称为大,不是因为他们在形构未来的法律上具有真正的重要性,而是因为一些当前的强大利益因素,挑发了公众的情感,并且扭曲了判断。
- 现场电视转播可能放大司法制度的缺失,并将它显现出来,什么小缺点都逃不过。但在民主社会里,社会大众有权看他们的政府机制怎么运作,怎么结束。而且无论法官、律师、或其他参与者的形象,现场转播通常会带出最好的一面,而非最坏的一面。如果人们觉得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审判过程很糟糕,我建议他去当地的法庭,并静静地坐在后排。他们会看到怠惰、没准备、粗鲁、迂腐、装腔作势、而且无聊乏味、烦人的法庭实况――我只是说法官!律师也可能更糟糕。摄影机有助于让整个体系因为公开而更诚实。
- 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警方享有打击毒贩的美誉,他的头顶上司也有漂亮的统计数字,检察官又添一笔胜绩,法官可以高喊一下“司法的正义性”,却不会因为真的释放了一个有罪的犯罪,而危机下次改选法官的机会。律师拿了毒贩的肮脏钱,反正他知道他已经尽力了。社会大众则很兴奋又有一个毒贩被扫除街头。
- “一个辩护律师,对当事人富有神圣的职责,他在这世界上只认得一个人,就是受到官署控告的当事人,别无其他。要用各种必要的手段来救当事人,保护那个当事人免于必须负担任何其他人的风险或损失,也不使任何人侵害他,这是最高且毫无疑虑的职责;他必须无视于对其他任何人可能造成的一切不安、痛苦、折磨与伤害。必须要把爱国的职责跟作为一个辩护人的职责区分清楚,并将前者揉碎,让它随风而逝,如果有此必要的话。他必须无视于任何结果地去作,如果他的命运如此不幸让他的国家跟他的当事人陷于利益冲突的话。”
- 最后,所有科学或历史上发现的真相,都必须接受新证据的一再验证,并没有任何禁止二重起诉的限制。没有所谓的尊重判决确定性的考虑,也没有任何时效限制,总之,历史与科学研究基本上是追求客观真理,或许并非总是毫无限制的真理追求,或许得出真治的结果并不能合理化、正当化所有的卑劣手段。但它们的目标是相当明确而清楚的:借由历史与科学验证来获得可被证明的甚至可一再复制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