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那些为自由主义所肯定而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否定的东西(如“纯粹市场经济”),以及那些为自由主义所否定而社会民主主义所肯定的东西(如“过分强大的”工会),则我们中国现在都还没有。等到有了再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也还不迟。我这个态度是不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呢?也许是的,但这条道路既不在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这两条道路“之外”,甚至也不在这两者“之间”,也许说是“第一、二条道路的重合”更准确。
- 科斯问道:一个工人为什么宁愿受雇于企业,而不愿直接面向市场出售他的劳务或产品?因为企业这种组织比各个人直接面对市场能明显地降低交易成本。由此增加的好处即使扣除了企业的“剥削”,落到工人手里的也会比他单干所能挣得的更多。这个论证曾被一些人引伸为:独裁比民主更能节约交易成本。但是,科斯为什么不问:奴隶制工场是否更能降低交易成本?工人为什么不愿当一个奴隶?不要以为这不是问题。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便曾证明: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奴隶制经济效率并不比北方的自由经济差。然而科斯当然不会这样提问题,因为他要比较的,是不同的交易方式之间的成本,而不是交易与抢(强制)之间的“成本”大小。
- 大致而言,以耶稣会教士为代表的早期中国观察者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主要以法国为中心的18世纪西方汉学家视野里的中国人主要是与传教士交往的中国士大夫与文化人,而他们本身的教士身份也使他们对中国的宗教观与哲学最感兴趣,由此使他们对中国的皇皇礼教、伦理文明和“不语怪力乱神”的态度十分倾倒。而他们“怀着对中国文明崇拜的心理写成的著作,在法国那些愤世嫉俗的哲学家们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耶稣会教士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国文明可能在许多方面都比西方文明更为优越。因此法国哲学家们做了大量工作,来传播那些令人愉悦的中国观。”
- 在今日中国的“主义热”中回顾这段历史,有许多教训是应当记取的。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
- 阿Q革命成功,遂为未庄之主,怪赵太爷不许其姓赵也,杀之而据其府。又取《赵氏宗谱》,令假洋鬼子改之,以Q为长房嫡派,号为Q公,人称真赵太爷。遂扩府第,尽纳秀才娘子、吴妈、小尼于其中,立生祠而颂Q公真爷之恩德,未庄欣欣向荣焉。
- 甚至还有人认为,利用目前体制上的集权条件一次性地实现企业领导私人控股或“持大股”是我们的优势,可以更易达到科斯设想的企业内“独裁”,而西方的股份公司要想集中股权就很难。……这些说法的经典依据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成本最小,其后的市场交易完全自由,就能达到效率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