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雷格里・贝特森关于社会关系的双重束缚理论,描述医护人员对重症病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首先要独立,不要消极和依赖,要积极参与你的治疗;但是,当你的病情恶化时,就要顺从地把自己交给我们,我们则会因为你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事,而怪罪你加重了你自己的病情。这种双重束缚可以误导患者,使他们产生负罪感。这种做法干扰了有效的医疗措施,长此以往,还会使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心灰意懒,因而导致久治不愈,遥遥无期。
- 疾痛问题,作为人类的苦难经验向病人和相关的社会群体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挫折和困惑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处理和控制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几乎所有文化的治愈观,比如宗教和道德的治愈观,都是将病人和他们周围的人引向对挫折和困惑问题的关注,而现代生物医学的狭窄视野却回避苦难的这方面问题,一如它只医疾病,不闻疾痛。于是,作为对病人及其相关人群的挫折的回应,临床医生们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医学的限制,引进其他的理论模型,扩充他们的专业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或者与身心相关的医学模式――抑或,他们也同他们的患者一样,采取某种共通的道德观点,或者某种宗教观念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
- 医生对患者和家属的解释模式的忽视,可能标志着对患者的不尊重,也可能表示对非主流观念的傲慢,不把心理学看作是与医疗相关的一个方面。这种明显的轻视会阻碍医患关系,还会损害医疗服务的沟通基础。
- 毋庸赘言,在现代美国中产阶级中,很大一部分妇女生活在各种压力下。一方面,社会文化期待她们发挥个人的潜力。在表层上,这常常意味着她们应该有自己的事业,或至少有份家庭以外的工作;在更深的个人层面上,这一社会观念必定要求人们去追求真实的自我意识,以及它的表现(所谓的自我实现)。近几十年来,美国文化中,这意见被强调为个人道德的核心要求。这一期待也是消费社会里流行的商业理念的基础,但如果把它看作是电视广告的虚构故事,那就错了。这是社会极力向儿童传播的文化要旨--它引导他们的内心发展,影响他们内在世界的变化。对成年人,它指导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身份地位的评价:“尽你所能,不枉此生。”这成了我们每个人内在化了的信条,并不知不觉地把它运用于自己的周围环境,以致
- 医生还应具有智慧,以特殊的方式认可患者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道德核心。这种共同美德,不是费用/受益恒等,或者经济实力能够获得的。所以,把医生-患者的关系商品化为金钱交易,就无法解释医生-患者关系的这一方面。宁可说,这是医生和患者给对方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