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我始终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值得这样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孩依恋？

我虽然没有叹息过，但叹息却堆在我的心里。

我一生有5个挚爱之人 一个葬于三峡水下的青铜城 一个葬于北京地铁1号线的隧道中 一个葬于东京远郊的深井内 一个失去了15岁之后的记忆也被所有人遗忘 一个看着满屋的刀片患上了轻微抑郁症

社会保障既是一头圣兽，任何政治家都不敢对其有半点微词；同时又是各种抱怨批评的对象，可谓是众矢之的。领取津贴的人抱怨说，靠补助金维持不了应有的生活水平；缴纳社会保障费的人则抱怨负担太重；雇主们抱怨说，多雇一名工人就要多发一份工资，但这份工资并不等于工人的净收入，各种赋税就像一枚楔子一样插在二者之间，由此引发了失业；纳税人抱怨说，社会保障系统的资金不够充裕

我努力建设的心里防线在这一瞬间全部化为乌有，一切都在无形的诉说，这里不欢迎我的【存在】，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 早就，早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用自己的方式 成为一个真正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