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逻辑无法恰切地表示诸如“每个人都爱某个人”这类命题的逻辑形式,更不用说涉及这类命题的推论了 弗雷格看到 : 我们要从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路线去处理概括性问题 我们要把“每个人都爱某个人”这样的命题看作一个“双阶段过程”的产物
- 把谓词用在错误类型的实体上 其结果都会是胡话
- 克劳斯曾为杂志《火炬》做编辑工作,并为之撰稿 他宣称:“我的语言原本是妓女,是我把她变回了处女” 克劳斯在意的事情里,很大一部分是向赘语、修辞膨胀与委婉语中的语言误用发起论战 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官方公报的“遁词”在战争现场的“实际意谓”与之质证
- 命题的一般形式会显示语言的界限,因为它会确立一种系统的方法来生成每一个可能的命题,而无法这样生成的东西会由此被表明为胡话 这一纲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 Ⅰ 阶段, 发现命题的本性 第 Ⅱ 阶段,给定了命题的本性之后,表明必定存在命题的一般形式 第 Ⅲ 阶段,具体说明那种一般形式
- 维特根斯坦在 3.33 提示到,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套对逻辑句法的说明,即一套指出了哪些记号组合是该语言中的命题的说明 而且这套说明无论何时都不能像罗素那样去诉诸记号的意谓
- 罗素悖论的产生,是由于我们误解了我们语言的工作方式 那么我们一旦理解了我们的语言如何工作,一旦有了一套对逻辑句法的正确说明,悖论就解决了 而这完全是由于: “ 一套对逻辑句法的完整说明为语言设限,不是靠陈述有哪些界限,而单单是因为不再会产生越界的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