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还旁听了或偷听了很多外系的课。比如朱自清、俞平伯、谢婉莹(冰心)、郑振铎等先生的课，我都听过，时间长短不等。在这种旁听活动中，我有成功，也有失败。最失败的一次，是同许多男同学，被冰心先生婉言赶出了课堂。最成功的是旁听西谛先生的课。西谛先生豁达大度，待人以诚，没有教授架子，没有行帮意识。我们几个年轻大学生――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还有我自己――由听课而同他有了个人来往。他同巴金、靳以主编大型的《文学季刊》是当时轰动文坛的大事。

美丽安静的清华园也并不安静。国共两方的学生斗争激烈。此时，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与我同班。他在进行革命活动，其实也并不怎么隐蔽。每天早晨，我们洗脸盆里塞上的传单，就出自他之手。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尽人皆知。他曾有一次在深夜坐在我的床上，劝说我参加他们的组织。我胆小怕事，没敢答应。只答应到他主办的工人子弟夜校去上课，算是聊助一臂之力，稍报知遇之恩。

他也竟让我们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充当《季刊》的编委或特约撰稿人，名字赫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对我们来说这实在是无上的光荣。结果我们同西谛先生成了忘年交，终生维持着友谊，一直到1958年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到了今天，我们一想到郑先生还不禁悲从中来。

我始终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值得这样一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孩依恋？

我虽然没有叹息过，但叹息却堆在我的心里。

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 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 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 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 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 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 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

一个人一旦开始思考“我是谁”“世界存在吗”“存在是什么”“世界为什么存在”诸如此类的问题，要么他非常清醒，要么他清醒到了疯狂的边缘。

我本不想和风讨论你，可风说 可以代替我去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