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改革最关键就是 『改革一定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经济改革的前提 第二呢,在发展的同时,我认为是一个利益分配的问题 所以改革永远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分权,另一个是均富
- 在经济史,乃至整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变法都是一个转折点,在变法之前是一个中国人,变法之后是另外一个中国。这场变法持续到第57年,北宋就灭亡了。变法之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自信的国家,是一个敢于攻击别人的国家。变法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国家,一个更愿意闭关锁国的国家,甚至国民性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里尔克问他(罗丹):“如何能够寻找到一个要素,足以表达自己的一切?”罗丹沉默片刻,然后极其严肃地说:“应当工作,只要工作。还要有耐心。 是什么让某些人变得与众不同?我觉得罗丹说出了真正的秘密,那就是:工作,和足够的耐心。
- 在华人经济学家中,长期悲观论颇为流行,不少自由派学者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耶鲁大学的黄亚生教授多次撰文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并不独特”,在他看来,“如果以亚洲各主要工业国经济起飞的不同年份作为出发点来比较,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并不足为奇。无论是中国的成功经验还是发展困境,都不是中国特有的,都可以从世界其他国家的身上找到影子”。
-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个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改革望而却步。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理论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宋朝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法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你就是――稳定。
-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从本质上来说,都围绕着四大基本制度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