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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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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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权力的擂台上,不折不扣的好人注定是要完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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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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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进程中,命运之神会从芸芸众生中挑选一些人,给他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如果你被挑中,实在是一件幸运的事情。但你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场残酷的比赛,当机会到来时,你若要真的有所建树,就必须必其他人更优秀、更强大,因为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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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唐伯虎上京赶考,落得一个悲惨的下场,好歹出了狱,他本想振作精神,回家过点平静的日子,可当他返乡后,才发现一切都超出了他的预料。 原先笑脸相迎的乡亲已经换了面孔,除了藐视还是藐视,他的书童下人也不再崇敬他,有时竟然还敢反客为主,大声训斥他。他的老婆非但不体谅他,还时常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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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曾经见到,许多道貌岸然的所谓道学家,整日把仁义道德放在嘴边,所作所为却尽为男盗女娼之流。 我并不愤怒,恰恰相反,我理解他们,在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之间,他们选择了前者,仅此而已,虽不合法,却很合理。 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人在历经沧桑苦难之后,都会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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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以天下为己任,通俗解释就是天下都是老子的,天下事就是本人的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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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前,徐阶终于明白了知行合一的真意,无论有多么伟大正直的理想,要实现它,还必须懂得两个字——变通。只有变通,只有切合实际的行动,才能适应这个变化万千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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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嘴边开始念叨这样一句话: "在我生存之年,誓将唐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这里的唐,就是指明朝。因为唐朝时候,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很多留学生,带走了很多技术、文化,甚至政治制度,所以日本人一直称中国为唐。 几百年前,无私之援助,全力之支持,只换来今天的野心、杀戮和侵略,所以同志们务必要记住一个道理: 扶贫,是要看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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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英雄,其实是一群心怀畏惧的人。 要成为英雄,必须先学会畏惧。 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着天生的英雄,没有谁一生下来就会刚毅果断,坚强勇敢,在母亲怀中的时候,我们都是同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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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十年过去了,如他所言,我得到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所幸,这两样东西我还带着,虽然不多,总算还有。 当然,我并不因此感到自豪,因为这并非是我的意志有多坚强,或是人格有多高尚,唯一的原因在于,我遇到的人还不够坏,经历的事情还不够多,吃的苦头还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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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好商量,但只要涉及利益二字,翻脸会比翻书更快。 而翻脸的程度及其表现方式,就要看利益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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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除敌人首脑之前,必须先扫除一切外围和帮手,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所谓掺沙子、挖墙脚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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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屈辱地活着比悲壮地死去更需要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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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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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事实证明,越复杂的政策,空子就越多,越难以执行,王安石就大体如此。一条鞭法虽然看似简单,却是最高智慧的结晶,正如那句老话所说:把复杂的问题搞简单,那是能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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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共同创业的人大都逃不过“四同”的结局:同舟共济——同床异梦——同室操戈——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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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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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夏花,逝如冬雪。人生如此,何悔何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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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机器尚未发明之前,战场上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预知对手的策略和战争的结局,将领们只能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和战场经验来做出预测,当然了,根据史料记载,某些实在拿不定主意的将领们,会使用最后的绝招——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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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自信往往比自卑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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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法之所以奇妙,关键在于一个变字。所谓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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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人看来,这些连字都不认识的野蛮人,只是凭借着所谓的勇猛作战,怎么可能在军事谋略上胜过长期受到系统军事理论训练的文化先进民族的军官们? 事实证明,他们可能是错的。 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往往是脱离的,这句话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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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来,李如松是一个身居高位,却不知谦逊,且嚣张至极,到哪里都讨人嫌,碰谁得罪谁的狂妄家伙。 但我们也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狂妄资本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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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与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有效。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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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电视剧里,王爷都是超级牛人,想干啥就干啥,抢个民女,鱼肉个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但在明代,这大致就是做梦了。 自从朱棣造反成功后,藩王就成了朝廷防备的重点对象,不但收回了所有兵权,连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有地方政府严密监视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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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乃至民国的官场中,经常会用籍贯来代称某人,比如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河南项城),黎元洪被称为黎黄陂(湖北黄陂)。套用这个规矩,此段话大意如下: 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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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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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所谓道德与公理,只有在实力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拿出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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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无数次证明,棍棒打不倒经济规律,发家致富的意志和决心是无法阻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