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经济变革得失》
-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给后来的治国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一个如此才华卓著的财经大师,在工商经济如此发达的宏观环境中,进行一场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却造成如此惨烈的失败结局,这令所有的后来者对激进式改革望而却步。他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表明基于法家战略和儒家理论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自宋朝之后,南宋、明、清历代治国者基本放弃了体制内的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法来维持统治,其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 所以说,王安石之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你就是――稳定。
-
中国经济的经典性困境 国有经济被认定为中央集权和政权稳定的经济、政治保证 民营经济则承担提高生产效率和创造就业的职责 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配,最终造成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化 决策层对这一冲突并非没有察觉,而是陷于技术性的困顿
-
强国与利民本是相互依存的命题 当后者不至,前者自然暗淡
-
在过去的20年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远远大于民间 2012年,全国GDP为51.9万亿元,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0.3万亿元 这还未包括中央企业赢利、 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和规费收入 汇总计算,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得益比例应超过30%
-
以争议最大的房地产行业为例 据经济学家郎咸平计算,政府总共征收12项税和56种费用 土地成本及税费占到了房地产平均价格的70% 他因此呼吁 “房价下降唯一的办法是政府取消税费”
-
至于均富,也分为两类 ⑴ 政府与民间的均富 ⑵ 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均富 其内在关系是 「若没有政府对民间的均富,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均富也不可能发生」
-
然而,除兴盛规律之外,历朝历代的经济治理还有 “先开放、 后闭关” 的规律 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 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 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 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导致这一周期性治理危机的根本原因,正在于 〔权益和财富分配的失衡〕
-
早在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就给出过一个 〔经济兴衰周期说〕 「根据他的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大繁荣」 在他看来,中国若无战乱,十年可恢复,三十年可振兴,五十年到七十年必成盛世
-
2003年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宽松货币政策时期 年均的货币增发量一直是GDP增速的2~3倍 广义货币总量从2002年年底的18.3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年底的97.4万亿元 一举超过美国的8.8万亿美元,成为全球货币发行量最大的国家 而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52.5%
-
十年后,“十六大” 提出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并没有呈现出来的原因 ⑴ 持续的城市化运动使得高能耗的重型化投资仍然有巨大的利益空间 ⑵ 居于产业上游的国有企业因垄断而坐享其利,根本没有提高科技投入的积极性 而居于产业中游和下游的民间资本则受困于产业和金融管制,无法发挥其积极性
-
任何制度如同胚胎,一旦形成便会惯性生长,具有自我实现的能力 若没有良好的制衡性机制,其最终的形态甚至会超出设计者的初衷和预期
-
更准确地说,朱镕基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自由派 他确乎是一位倾力重塑中央权威的经济集权主义者 在中国历史上,堪与之相比较的正是那些才华超众、 褒贬不一的集权主义大师们 ( 从商鞅、桑弘羊、 刘晏、 王安石到宋子文 )
-
1994年之后的重新集权,是一整套精心设计的关于国家能力建设的制度改革 中央政府重新获得了经济的主导权,并通过灵活的货币、 信贷、 产业政策,将之牢牢握于手中
-
房地产市场 “松绑” 带来的三个重大效应 ⑴ 在分税制改革中丧失税源的地方政府,以出让土地为主要增收手段,以 “城市经营” 为名,大肆炒作地价 ⑵ 房地产替代制造业成为新的高赢利产业 ⑶ 随着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及货币的大规模增发,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购买房产,房价水涨船高
-
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这既是中国传统国民的普遍心理写照 同时,又是中国历代政权施行经济制度变革所坚守的底线
-
任何经济变革,都是政治理念在经济领域的投射性体现 经济制度是政治制度的影子,影子无法背叛本体
-
中国很有可能走进由开放到封闭,由向民间放权到中央集权的一个闭环逻辑中 因为两千多年来我们至少已经走进9次了,现在是第10次,这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如果走进的话,从前面的9次来看,结果都不是很好,这是一个问题
-
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 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 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 内在的问题与生俱来,需要寻找出一种 “基因突变” 式的解决之道 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