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我己经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如今只是个在周末夜晚的和暖空气中游荡的鬼魂。

我们周围一片寥落死寂。就连塞纳河对岸的埃菲尔铁塔，平时那么令人慰藉，此刻也像烧焦的废铁架了。

在这幢楼房的各个入口处，过去经常有许多人穿过这里然后又消失了，我相信人们今天还能听到他们脚步声的回音。因为在他们经过以后，有些东西至今仍继续在震动。虽然震波越来越弱了，不过如果仔细注意听的话，依然是可以感觉到的。我也许实际上从来不曾叫过彼得罗麦克沃伊，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些透过我的有时远而弱，有时近且强的震波所散播的回音，他们在空气中打转，然后聚集在一起，就成了我了。

说来也怪。有时我在街头拐角，会突然碰见一个阔别三十年的人，或者一个我以为早已死掉的人。我们彼此都大惊失色。尼斯城充满幽灵和鬼魂，但愿我不会马上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相信，在各栋楼房的入口处，仍然回响着天天走过、后来失去踪影的那些人的脚步声。他们所经之处有某种东西继续在颤动，一些越来越微弱的声波，但如果留心，仍然可以接收到。其实，我或许根本不是这位佩德罗・麦克埃沃依，我什么也不是。但一些声波穿过我的全身，时而遥远，时而很强，所有这些在空气中飘荡的分散的回声凝结以后，变成了我。

我担心德妮斯不来赴约，我第一次想到，在这座城市里，在这些急匆匆赶路的人影中间，我们俩有可能再也见不着面。 我记不得这天晚上自己名叫吉米还是佩德罗，斯特恩抑或麦克埃沃依。

应该相信，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他于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对他的回忆仍处于冬眠状态，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冉森所拍。禁止翻印？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

“ 我们相遇的那天早晨，我想起曾彬彬有礼地问他哪种相机最好。他耸了耸肩，对我说了实话：他最喜欢用黑色塑料做的相机，就是能在玩具店买到的那种，你按下相机的按钮会喷出水来。”

他请我们喝了杯咖啡，请我们再次当模特儿让他拍照，但这次在街上拍。一家美国杂志向他约稿，需要给一篇报道巴黎青年的文章配些照片，于是，他就选择我们俩来拍照：这样更加方便，拍起来也更快，即使美国杂志对照片不满意也毫无关系。他不想再做这种有报酬的工作。我们走出咖啡馆，在阳光下行走，我听到他用略带口音的法语说： “狗样的春天。” 这种想法，他想必常常说出，是在这个季节。 他让我们坐在一张长凳上，然后让我们站在一堵墙前，这堵墙处于唐费尔一罗什罗大街一排树木的树荫之下。我保存了他当时拍的一张照片。我和女友坐在长凳上。我感到这不是我们，而是另外两人，这是因为时光已经流逝，或是因为冉森在镜头里看到的形象，我们当时即使站在一面镜子前也无法看到

今天空气清爽，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并将永远伴随着我：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 谁会知道呢？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于他的书，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著名摄影家专题的。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现在，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我将会非常高兴，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

那次相遇之前，我并不知道冉森这个姓。但我知道罗伯特・卡帕是谁，因为我看到过他拍的西班牙内战的照片，读到过报道他在印度支那去世的文章。 好几年过去了。但流逝的岁月远未使卡帕和冉森的形象变得模糊，反而使其变得更加清晰：这形象在我记忆之中要比那年春天的景象清晰得多。 在照片上，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或者不如说是受卡帕保护的弟弟。卡帕棕发，眼睛黑色，嘴角叼着香烟，显出大胆和生活的乐趣，相反，冉森金发，身体瘦弱，眼睛明亮，目光腼腆、忧郁，似乎有点局促不安。卡帕把手臂搭在冉森的肩上，并非只是友好的表示。他就像是冉森的支柱。

“ 他对我说，在所有印刷符号中，他最喜欢省略号。”

一些短暂的相遇，巧合和空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要比你在一生中其他年龄时更大，这种相遇没有未来，如同在夜里的一列火车中。

未来......这两个字的声音，今天在博斯曼斯看来令人心碎而又神秘莫测。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却从未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运气仍处于永久的现时之中。

他清楚地感到，在确切的事件和熟悉的面孔后面，存在着所有已变成暗物质的东西： 短暂的相遇，没有赴约的约会，丢失的信件，记在以前一本通讯录里但你已经忘记的人名和电话号码，以及你以前曾迎面相遇的男男女女，但你却不知道有这回事。如同在天文学上那样，这种暗物质比你生活中可见的部分更多。这种物质多的无穷无尽。而他只是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下这暗物质中的几个微弱闪光。

你如何假设我，是否像看一场烟火.

博思曼斯在想，有时命中注定如此。你就会听一个人迎面相遇两三次。你要是不跟这个人说话，那就是你的损失。

一些人在青年时代是朋友，但有些人不会变老，他们在四十年后跟其他人迎面相遇，就再也认不出那些人。另外，他们之间也不可能再有任何接触：他们往往是并排待着，但每个人都在一条不同的时间走廊里。他们即使想互相说话，也不会听到对方的声音，如同两个人被鱼缸玻璃隔开那样。

每当即将动身时，她都感到十分喜悦，而当处于生活中的每个裂口时，都确信生活将重新占据上风。

甚至在我们两人出生的那年，这座城市从高空俯瞰，只是一堆断垣残壁，在一座座花园深处，丁香在废墟里开出一朵朵鲜花。 他走了这么长时间，累了。但他在一时间有一种安详的感觉，并确信回到了他在曾在某一天动身离开的地方，是同一个地方，同一钟点，同一季节，如同钟表的时针和分针在中午十二点时并在一起。

他感到自己走到一生中的一个十字路口，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边界，他在那里可以冲向未来。他脑子里第一次想到“未来”这个词，以及另一个词：地平线。那些晚上，这个街区的条条街道上空无一人，十分安静，是一条条逐渐消失的线条，全都通向未来和地平线。

有些人你是在非常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但你却有相当清楚的记忆。在这种年龄，任何事都会使你感到惊讶，是你觉得新鲜……但是，你遇到的有些男人和女人，已经有了一段人生阅历，你就无法要求他们唤起跟你一样清楚的回忆。

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德朗布尔路的一家旅店住过几个晚上，曾有同样的感觉：我那时就已经觉得蒙帕纳斯像一个死了的街区，正远离巴黎，慢慢地腐烂。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奥德萨路和德・帕路就像毛毛雨中的布列塔尼：港口，布雷斯特人或洛林人一群群地从尚未拆毁的车站里拥出来。这里的寻欢作乐早就结束了。我记得老吉米家的招牌还挂在于根斯路的墙上，缺了两三个字母，被海风刮走了。

那对年轻夫妇是第一次――据1933年的报纸说――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他们是不是晚餐时酒喝得太多了？或仅仅是想在那个晚上打破生活中的平静？有个证人信誓旦旦地说，半夜两点左右，在玛丽娜咖啡馆见到过他们，那是拉斯帕伊大街243号的一家舞厅；还有一个证人说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见到过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子。警方怕证据不可靠，还出示了他们的照片，因为有许多像于尔班那样的褐发小伙子和像吉塞尔・T那样的金发姑娘。几天来，警方试图查清T夫妇带到福塞一圣雅克路家里的那两对人是什么身份，后来调查就结束了。吉塞尔・T伤重身亡之前还能说话，但记忆已经模糊。是的，他们在蒙帕纳斯遇到了两个女人，完全不认识的两个陌生女人……这两个女人把这对夫妇带到了佩勒，去了一

很快，我就发现，他跟我说的并不是真话。关于那家“纺织厂”，他含糊其辞。有一天，他自相矛盾地向我保证说，他毕业于圣梅西安学校，离开学校后马上就去了阿尔及利亚。然而第二天，他又告诉我说，他只在英国念过书。有时，他的齿音不见了，代而取之的是水手的那种油腔滑调。 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必须去蒙帕纳斯走走，那样才能让这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突然从虚无中复活过来。我想起来，有一天，我们在雷恩路相遇，他在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 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人们好像见过那对夫妻。

有人在梦中轻轻地对他说了句话：遥远的奥特伊，我忧伤时迷人的街区，他把这句话写在记事本上，因为他清楚地知道，有些话你会在梦中听到，使你印象深刻，决定要铭记在心，但在醒来时却不会想起，或者会觉得毫无意义。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有多少事情讳莫如深，必须缄默其口。

我喜欢摘下眼镜的感觉。眼前的一切朦胧得美丽起来，所有税利的线条，人的分明轮廓、物的棱角边缘，都消失了，代之以柔和的光晕；所有肮脏的细节也被稀释，所有的声音被过滤，渐渐低沉，渐渐温和。整个世界就像一个丝绒枕头一样，那么软，那么大，让我深陷其中，满足得入眠。

只有我可以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清晰税利，一个朦胧温柔，进出就在一摘一戴这两个简单的动作之间

不过，慢慢地，我就体会到戴眼镜的好处了。只有我可以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个清晰锐利，一个朦胧温柔，进出就在一摘一戴这两个简单动作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