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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无声无息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心甘情愿,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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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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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李普曼在1920年写过:“无法察觉谎言的社会是没有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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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物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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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赫胥黎的猜测更接近事实:历史的消失根本不需要如此残酷的手段,表面温和的现代技术通过为民众提供一种政治形象、瞬间快乐和安慰疗法,能够同样有效地让历史销声匿迹,也许还更恒久,并且不会遭到任何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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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说过,大自然的语言是数学。我们关于大自然以及自身的对话,是用任何一种我们觉得便利的“语言”进行的。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了我们的文化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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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博览教育文献,你会发现有人说过,孩子在学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时掌握得最好;你还会发现有人说过——柏拉图和杜威对此也十分强调——理性只有在情感的肥沃土壤里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你甚至会发现有人说,一个慈爱的老师会使学习成为一件轻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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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勒律治关于“到处是水却没有一滴水可以喝”的著名诗句,也许很能代表这个失去语境的信息环境:在信息的海洋里,却找不到一点儿有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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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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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夫里尔•萨洛蒙曾经说过:“看照片只需要能辨认,看文字却需要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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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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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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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芒福德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从14世纪开始,钟表是怎样使人变成遵守时间的人、节约时间的人和现在拘役于时间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漠视日出日落和季节更替,因为在一个由分分秒秒组成的世界里,大自然的权威已经被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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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把自己的一次竞选失败归罪于化妆师的蓄意破坏。他就如何严肃对待总统竞选这个问题给了肯尼迪一个建议:减去20磅体重。我们似乎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政治家原本可以表现才干和驾驭能力的领域已经从智慧变成了化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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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巧合说明现代技术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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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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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躲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躲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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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犯罪、交通事故、火灾和水灾——大多是阿德莱德公主得百日咳新闻的社会版本和政治版本——开始成为所谓“今日新闻”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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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深刻的思考在迅速地销声匿迹,我们变得匆忙和浮躁,只能以一种消费的心态,消受那些等而下之的粗俗的读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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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指出的第一点是,我们不能用诸如杰里•曼德在《消灭电视的四个论点》提出的卢德分子立场来欺骗自己,这是完全荒谬的观点。美国人不会停止使用任何技术设备,让他们这样做等于什么也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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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于莫尔斯提出的问题——上帝创造了什么——我们有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一个住满陌生人的拥挤社区,一个破碎而断裂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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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业的业内人士比尔•莫耶斯的话更是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担心我的这个行业……推波助澜地会使这个时代成为充满遗忘症患者的焦虑时代……我们美国人似乎知道过去24小时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而对过去60个世纪或60年里发生的事情却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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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进行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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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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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警告人们将会受到外来压迫的奴役,而赫胥黎则认为,人们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在他看来,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 …… 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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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事物总是不同于它的表象,如果微生物不可见地隐藏于我们的皮肤内外,如果隐形世界控制了有形世界,那么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否也可能不可见地隐藏在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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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语言一样,每一种媒介都为思考、表达思想和抒发情感的方式提供了新的定位,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话语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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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至死”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娱乐本身,而在于人们日渐失去对社会事务的严肃思考和理智判断的能力,在于被轻佻的文化环境培养成了既无知且无畏的理性文盲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