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迪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黑手党内部，背叛与残暴从来都是与荣誉并存的。

每次黑手党党徒之间相互交谈的时候，他们讲的每句话都不是闲聊。

自打有黑手党之日起，就有了告密者。此外，从一开始黑手党就私下里和当权者――警察、法官、政客――有秘密对话。

整个黑手党达成一致协议，每个黑手党家族如同影子政府一样统治其领地范围内的居民。 黑手党家族的保护费就相当于合法政府收取的税。但是二者之间略有区别，黑手党试图对所有的经济活动“征税”，无论其合法还是违法：零售商和强盗一样都要缴纳保护费。 一个黑手党分子很有可能一方面在“保护”汽车展示厅的所有人，另一方面则在“保护”盗车贼。 因此，在所有的保护费交易上，绝对受益的只有黑手党一方。 黑手党像国家一样决定着其臣民的生杀大权。但是黑手党组织并不是一个替代性政府――它渗入合法政府内部并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西西里黑手党用高超的手段杀人并巧妙地躲开惩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织其成员，集影子政府、非法买卖和黑社会（就像共济会那样）的特性于一体，逐渐累积了财富和权力。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像一个政府，是因为它企图控制领土。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桩买卖，是因为它试图谋利――尽管用的是恐吓的伎俩。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个排他性的黑社会，是由于该组织挑选成员时极为慎重，并为了维护成员利益而制定严格的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我们的事业”对其成员最主要的要求是谨慎、服从、残酷无情。

与黑手党的荣誉一样，黑手党的宗教帮助黑手党党徒们向自己、向别人，也向家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黑手党分子喜欢想象他们是以高于金钱和权力之上的事物的名义杀人，他们常用的两个词就是“荣誉”和“上帝”。事实上，黑手党分子和他们家族宣称的宗教与黑手党荣誉所涉及的道德领域在许多其他方面极其相似。你很难区分诚恳的信仰（假设是误入歧途的话）与恶意的欺诈之间的界限。要弄清楚黑手党分子的思维模式，就要明白在他们每个人心中，荣誉准则与蓄意欺诈、无情残暴早已混为一体。

如今破解黑手党的证词就是区分真相和高明的谎言，并寻找其他证据来证实这一区分。 这对撰写黑手党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撰写黑手党的历史需要从各个渠道获取信息――警方文件、政府调查、新闻报道、回忆录以及黑手党党徒的供词等等。但是不管这些文件直接再现了黑手党党徒之间的对话还是只留下了他们远去的足迹，这些文件上都染有斑斑血迹，记载了黑手党内部生活中所耍过的那些可怕的“说出真相”的游戏。

随着画面越来越清晰，它的另外一层含义也越来越让人担忧：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一个以谋杀为首要存在理由的黑社会已经成了意大利历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荣誉还包括对其他“君子”讲实话的义务，因此就有了黑手党之间臭名昭著的简洁谈话方式。 乔瓦尼・布鲁斯卡说，他去新泽西拜访美国黑手党时，东道主们的健谈使他大为震惊。主人们为他设宴接风，然而刚进饭店他就吓了一跳：所有的黑手党分子都把情妇带过来了，他们还公开交谈彼此是哪个匪帮家族的。“在西西里，我们做梦也没想过以这种公开的方式对话，甚至连私下里也不会这样。每个人都只知道他该知道的。”布鲁斯卡说，他觉得太尴尬了，于是便找了个借口提前离开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心理，”他从美国之行中得出结论，“他们正大光明地生活，他们只在特殊情形下杀人，他们从来不像我们在西西里这样进行大规模屠杀。”

西西里文化长久以来一直和黑手党特性混淆不清，而这种混淆对有组织犯罪是有利的。 人们认为黑手党这种有组织犯罪并不存在，这对黑手党这种违法组织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帮助。有人争论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犯罪组织”；“那只不过是那些不理解西西里人思维方式的人们想象出来的一种阴谋论”。无数作家也反复谈论着这个错误的观点：几个世纪以来的外来入侵使得西西里人对外来人很有戒心，所以他们更倾向于自己内部解决纷争而不是诉诸警方或法庭。

新入会的“君子”必须发誓不参与卖淫生意，并且如果与其他黑手党分子的老婆有奸情，他将会被处死。 另外，如果一个黑手党分子赌博、玩女人、摆阔，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认为不可靠，因此可能会被除掉。遵守这些规则是向其他黑手党成员表明你值得信任的重要方式。 出于同样的原因，黑手党的高层把亲力亲为当作一种美德，并且旧式的家长派头也倍受黑帮文化的推崇。例如他们经常会举办一些以男性嗜好为核心的社会活动，如狩猎聚会、酒宴等。

最终执行这一方针、在布鲁斯卡的命令下把朱塞佩・迪・马特奥勒死的黑手党党徒后来向法庭陈述了他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想（在“我们的事业”里）有一番作为，他就必须一直有利用价值……我想有所作为，我从一开始就接受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正洋洋得意。我当时在帮内是名士兵，我服从了命令，我知道勒死这个男孩我就会有大好的前程。于是，我便昏了头。

一般情况而言，一个行业越是危险、暴力和有利可图――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毒品走私――渗入到那个行业的黑手党分子就越能因身后有完全可靠的恐吓后盾而受益。

我们现在才知道了真话对黑手党来说是极其珍贵而又危险之物。当一个“君子”加入西西里黑手党时，他的宣誓之一就是永远不欺骗其他“好汉”〔※最早对初入黑手党组织的成员的一个称呼。〕，而不管他们与自已是否同属于一个家族。从此之后，任何黑手党成员只要撒了谎他就会明白自己离“硫酸浴”〔※黑手党杀人后，会将尸体丢入硫酸溶解掉。〕不远了。与此同时，高明的谎言在“我们的事业”内部的权力争斗中成为一件有力的武器。最后，大多数黑手党成员都变成了急性偏执狂。正如布西达所言，“黑手党党徒永远活在被审判的恐慌之中――不是执法人员的审判，而是黑手党内部恶毒的诋毁。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担心有人在诽谤他们”。

西西里黑手党的恐怖在于像“杀人者”这种人并不被认为疯狂。在“我们的事业”看来，他们的这些行为与荣誉准则或者说与为人夫、为人父的身份一点也不冲突。在他决定做污点证人之前，布鲁斯卡做过的任何事情，包括杀害一名比自己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的男孩，也并没有被黑手党看作是不光彩的。

现在很难确定在布西达向法尔科内招供之前有多少关于黑手党的事情是不为人知的。布西达向法尔科内首先透露的是匪徒们给他们的组织所起的名字：“Cosa Nostra”――“我们的事业”。

模糊黑手党和西西里人之间的界限还会使针对暴徒所采取的法律措施变得徒劳无功。既然所谓的原始西西里人心态是罪恶之源，那么如何能只起诉黑手党而不把整个岛的人都送上被告席呢？正如意大利谚语所说，“如果每个人都有罪，那么大家也就都无罪了”。毕竟，法不责众嘛。

但是证据确实表明有种类似于荣誉准则的东西始终存在着。毕竟，如果这种东西不存在的话，黑手党也不会生存这么久；事实上，它甚至本可以没有出现的必要。

“君子”不会跟任何不知情者透露任何消息。他们之间的交流往往是通过密码、暗示、只言片语、眼神和沉默完成的。 在黑手党内部，谁也不多说不必要的废话，谁也不会说出内心的疑惑。 法尔科内法官注意到，“对标识、手势、口信和沉默的解码是黑手党成员的主要活动”。 布西达尤其善于描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感受： 在“我们的事业”里，你有义务说实话，但同时又有很大的保留。而这些保留的、没有说出来的事情就像永远无法解除的咒语一样支配着所有的黑手党成员。它把所有的关系交得畸形、荒唐。

一个被称为“我们的事业”的集中化管理的犯罪组织确实存在，而不再只是一个猜测。 既然“我们的事业”存在，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历史；正如法尔科内所说，既然它有自己的历史，那么它就会有开始也有结束。

虽然下属没有权力过问上司的事情，黑手党老板却有绝对的权力监管手下人的个人生活。比如，黑手党分子通常要经过头目的同意才能结婚。 黑手党分子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并过着体面的婚姻生活是至关重要的。黑手党分子甚至比其他的普通丈夫更需要讨好妻子，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因为：如果黑手党的妻子不满而去报警的话会给整个家族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我们的事业”的成员必须小心地保全自己女人的声望；禁止拉皮条的主要原因，像法官法尔科内解释的那样，就是为了确保黑手党成员的老婆，“不在她们的生活环境中蒙受耻辱”。 黑手党分子一般会娶帮内成员的姐妹或女儿，这些女人一生都生活在黑手党的环境中，因此也更易具备组织所需要的谨慎、服从的品质。

意大利一次又一次地失去抓住真相的机会，而这真相是法尔科内法官和博尔塞利诺用生命来证明的。黑手党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因此，如果有一些人企图用秘密行动的阴谋来掩盖真相的话，意大利对黑手党组织调查的屡次失败就比黑手党本身有更不可告人的故事。也因为这样，这本书除了是一部关于黑手党的历史之外，还是关于意大利如何在明摆着的真相面前一败涂地的历史。

对于有着无数原因撒谎的职业罪犯，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他们呢？黑手党告密者的证词通常都被认为不可靠而无法在法庭上或在历史书中使用。“君子”的证词，即使是他作出的忏悔词，也通常是令人费解的。事实上，“忏悔”一词是靠不住的，“君子”很少会真正悔悟。在整个组织的历史中，黑手党成员向政府招供大多是为了报复出卖他们或者曾经在争夺战中打败过他们的其他黑手党分子。招供是输家的最后一招。布西达输了，因此像其他告密者一样，他作出的证词在某些方面歪曲了事实。

之前在1984年，多玛索・布西达给法尔科内大概描述了“我们的事业”的荣誉准则。他讲到了入会仪式，入会者手持一幅燃烧的画――通常是天使报喜图――同时宣誓誓死效忠、保守秘密。关于这种离奇的仪式的传言先前一直被当作民间传说，布西达的供词则证明了常识有时候与事实真相恰恰背道而驰。从“杀人者”和其他人的证词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黑手党对待这种仪式极其严肃，将其看作是一种荣誉。

尽管黑手党自杀的例子并不多见，但乔的自杀字条足以说明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荣誉准则意味着什么： 今晚我将重拾17年前（加入“我们的事业”之时）所失去的平静祥和。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恶魔。在我提笔写下这段话之前，我一直是一个恶魔……在我离开之前，我想请求母亲和上帝的原谅，因为他们的爱是没有限度的。除了他们，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永远不会原谅我。

布鲁斯卡现在正在与司法机关配合。据他自己的不确切供认，他杀过的人“多于一百少于两百”，这真令人不安。以下是他关于谋杀朱塞佩・迪・马特奥的供词： 如果我能再多考虑一会儿，再多一些冷静，同我犯下其他罪行时那样，或许有千分之一、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会让这个孩子活下来。但现在再努力狡辩都是无用的，我那时考虑得太不全面了。

卡帕奇爆炸事件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近1000人被谋杀――其中包括“君子”、他们的亲戚朋友、警察以及无辜的路人。这些人或是当街饮弹而亡，或是被带到隐蔽的地方绞死；他们的尸体被硫酸溶解掉，掩埋到混凝土里，丢进海里，或者是被剁碎喂了猪。 这是历史上最血腥的黑手党冲突，但这并不是战争，这是一场斩草除根的运动。这些作恶之人是以科莱奥内黑手党为领导核心的一帮黑手党成员组成的联盟。他们利用地下敢死队对敌人穷追猛打，目的是建立对整个西西里岛黑手党的独裁统治。

整个黑手党达成一致协议，每个黑手党家族如同影子政府一样统治其领地范围内的居民。 黑手党家族的保护费就相当于合法政府收取的税。但是二者之间略有区别，黑手党试图对所有的经济活动“征税”，无论其合法还是违法：零售商和强盗一样都要缴纳保护费。 一个黑手党分子很有可能一方面在“保护”汽车展示厅的所有人，另一方面则在“保护”盗车贼。 因此，在所有的保护费交易上，绝对受益的只有黑手党一方。 黑手党像国家一样决定着其臣民的生杀大权。但是黑手党组织并不是一个替代性政府――它渗入合法政府内部并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

西西里黑手党用高超的手段杀人并巧妙地躲开惩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组织其成员，集影子政府、非法买卖和黑社会（就像共济会那样）的特性于一体，逐渐累积了财富和权力。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像一个政府，是因为它企图控制领土。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桩买卖，是因为它试图谋利――尽管用的是恐吓的伎俩。 之所以说“我们的事业”是一个排他性的黑社会，是由于该组织挑选成员时极为慎重，并为了维护成员利益而制定严格的规则来约束他们的行为。“我们的事业”对其成员最主要的要求是谨慎、服从、残酷无情。

如今破解黑手党的证词就是区分真相和高明的谎言，并寻找其他证据来证实这一区分。 这对撰写黑手党的历史意义十分重大。撰写黑手党的历史需要从各个渠道获取信息――警方文件、政府调查、新闻报道、回忆录以及黑手党党徒的供词等等。但是不管这些文件直接再现了黑手党党徒之间的对话还是只留下了他们远去的足迹，这些文件上都染有斑斑血迹，记载了黑手党内部生活中所耍过的那些可怕的“说出真相”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