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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太爱自己,以至于无法去恨任何人或任何事——恨会局限我的存在,而我更希望将自己的生命扩展到无垠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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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中的所有习性和取向,包括善心在内,如果未加谨慎考虑和审慎斟酌就任其在社会之中发展,那么其本质便会发生变化,往往是起初有多么有用,后来就会变得多么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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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社会中每个人不可避免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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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的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劳动训练。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正常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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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恶进攻正直的心灵,从来不是那么大张旗鼓的,它总是想法子来偷袭,总戴着某种诡辩的面具,还时常披着某道德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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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缺少的东西使我享受不到我所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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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宣扬你的一切,不必用你的言语,要用你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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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有的自由都是摇摇欲坠的,我比接受别人的命令更受约束,因为我得服从我自己意志的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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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我的清白无辜支持我度过苦难,如果我抛弃这唯一的强大的精神力量,用邪恶来替代,我将百倍不幸。在害人的本领上,我能赶上他们吗?即使成功了,我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又能减轻自己的什么痛苦呢?我将失去我的自尊而一无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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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拥有的金钱是获得自由的工具,而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却是遭受奴役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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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理智的睡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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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得最精彩的人,并不是历经岁月最长久的人,而是对生活感受最多的人。有的人可能活到一百岁才埋入黄土,虽然他从出生以来一直活着,但他早已经死了。那还不如在年轻的时候更有意义地死去,至少在那之前他活出了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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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愿意死,但我现在已经到了垂死的境地,我希望为了你而活下去,但恰恰是你在剥夺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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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身于我曾最为心驰神往的环境之中,我却得不到一点纯粹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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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自由,缺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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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出世时,让我睁开眼的手,将在我死去时为我合上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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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说谎的原因并不是想欺骗人,而是想欺骗自己。这种谎话是最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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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家的艺术不在于直接描绘形象,而在于把心灵置于这些对象能够在心灵里创造的情绪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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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人会向他憎恨的权贵和鄙视的富豪大献殷勤,他一刻不停的追求为这些人服务的荣耀;他厚颜无耻的夸耀自己的备件和别人给他的庇荫,他以当奴隶为自豪,同时又以轻蔑的言辞嘲笑那些不能亨受这种荣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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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厌倦舒适的生活,或者说,正是幸福生活让我过于敏感和多愁善感。我们生来不是为了在世界上享受幸福的,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需要经受磨难,如果不是二者同时在受苦,也就是说一个在受苦的话,它的幸福就会深深地伤害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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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创造了我,然后将模子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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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越来越黑了。我看到了天空,几颗星星以及一小片花草。这第一个感觉的一刹那真是甜蜜。我只是通过这一感觉才感到自己的存在。我就是在这一刹那复活过来的,我仿佛觉得我所见到的一切都是我感到我那微弱的生命的存在。在那一瞬间我全神贯注,别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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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感到初霜的寒冷,我将近枯竭的想象力已经无法照我的心愿去设想会有人来伴我度过这孤寂的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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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感到了我的一切努力全归无效,徒然自苦而一无所得。于是决心采取唯一可行的办法,那就是一切听天由命,不再跟这必然对抗,通过这种顺从我得到了内心的平静。而这是长期既痛苦又无效的抗拒所提供的,这样,我的一切痛苦也就得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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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热心去弥补才能,是胜过用才能去弥补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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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都是毫无道理的人,你们不断地埋怨自然,要知道你们的一切痛苦,都来自你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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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以前做过的事自责,目的却是为将来要做的事找借口。我夸大以前的错误,只是为了把将来的事当作过去的必然结果。我不是对自己说:“一切都还没发生过,只要你愿意,你还可以成为清白的人”。相反,我对自己说:“为那些已经使你成为罪犯的罪行哀叹吧,这是你将不得不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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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一切已成定局,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我的境况再也坏不到哪里去了,我就再也不对他们有所畏惧。他们无法再令我感到焦虑和惶恐,这对我来说倒不啻是个安慰。现世的痛苦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轻易就能熬的过去,而忧惧未来的那种滋味,我却无法耐住。我会运用我那份惊人的想像力把那还不曾来到的苦难串联起来,反复掂量,再加以夸张和扩大。等待痛苦远比经受痛苦要难受百倍,威胁也远比打击本身可怕得多。而一旦苦难来临,事实便排除了一切可供想像的水分,只剩下它们原本的那点内容。我真的觉得它们比我想像中的要轻多了,甚至令我感觉到的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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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既然把眼泪赋予人类,就意味着它曾赐予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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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人们品行善良么?那末,我们首先应该让他们热爱国家,但是,如果国家对于他们和对于外国人一样,如果国家只是给他们对任何人都不能不给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爱国呢?假如他们甚至连社会安全的权利也享受不到,生命、自由和财产都任凭有权力的人们摆布,不能(或者说,不允许他们)得到法律的保障,那就更糟糕了。他们要尽文明的社会状态的义务,却连自然状态中的一般权益都享受不到,也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陷入一个自由的人所能设想的无可再坏的情况。这时,在他们看来“国家”二字就是纯然可憎可复可笑的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