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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地位、贫富、学历或者美丑,而是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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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和对爱的病态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态的爱中,最主要的感受乃是安全感的需要,爱的错觉不过是次要的感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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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种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控制着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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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伪装”这种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从逻辑上讲,敌对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正是这些敌对冲动所针对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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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处理焦虑的方法是厌恶,厌恶感既可以是防止焦虑的手段,又可以是焦虑所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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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患者老是禁不住要怀着痛苦的敏感,把现实生活中成千上万不符合他头脑中幻想的琐事放在心上。她对自己的评价摇摆不定,一会儿觉得自己无比伟大,一会儿又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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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需要的是如此微乎其微,不过是希望他人应该对我友好,应该给我以善意的建议,应该同情和理解我这样一个可怜的、无害的、孤寂的灵魂;我只是急切地希望给他人以快乐,并不急切地希望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这就是他心目中所想象所感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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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人爱的信念正是对那种不能去爱的状态的自觉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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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敏感、他的潜在的敌意、他的苛刻的要求是如何严重地干扰了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不可能正确地判断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别人对他作出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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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爱,会使一个人感到不那么孤独,较少受到敌意的威胁,对自我也更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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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症病人毫不自知地处在一种既无力去爱,又极其需要得到他人之爱的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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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射到别的事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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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焦虑状态,即由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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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神经病”一词已被我们运用得十分随便,然而我们对它的实际含义却往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通常不过是用它来自炫博学地表示对某种行为的不赞成而已。如果我们过去习惯于说某人懒散、敏感、贪婪或多疑,那么我们现在很可能会径直说他是“神经病”,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熟悉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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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们往往强调她们为子女作出了这样大的牺牲,子女完全有义务始终不懈地对她们孝顺忠诚。在恋爱关系中,答应对方的追求,也可以用来作为日后向对方提出要求的资本。这种类型的人往往随时过分热心地准备为他人效劳,而内心却隐秘地期待他人的回报,期待从他人处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一切;如果对方并不同意愿意为他效劳,他就会感到极大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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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焦虑中的主观因素就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此无能为力的感觉,两者都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召唤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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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的“犹豫”是对生活的隐秘要求,对于无理性“要求”所持的任何怀疑,在此范围内必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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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趋势、任何生活境遇里,情绪之不满显示出其焦点针对着本身所缺乏之物、感到困难之事等,因而变得无法对整个境遇产生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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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化解痛苦的最佳良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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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在所处环境中为了减轻焦虑、获得安全感而采用的对待他人的基本态度,它们将逐步发展成三种性格倾向:迎合他人、对抗他人和远离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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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绝望的本质,都是对无法成为自己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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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只要还活着就有改变自己,甚至是彻底改头换面的可能性,并非只有孩童才具有可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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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人往往以不公正的态度来对待他人,而终会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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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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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的内核,是一个疲倦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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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既不是一种寄生式的依附,也不该是一种虐待式的支配,它应该是像马克默雷说的那样:“这样的关系本身就是目的。作为人类,与他人分享自己的体验是件很自然的事,所以我们在这种关系中相互联系,相互理解,在共同生活中找到快乐与满足,向对方表现和敞开我们自己的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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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假象。它包括患者的众多感觉和渴求,也包括许多主观上认为是爱的感受。爱的假象可以是患者觉得自己软弱无助,不能独自生活在世上所持有的寄生性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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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假象。它包括患者的众多感觉和渴求,也包括许多主观上认为是爱的感受。爱的假象可以是患者觉得自己软弱无助,不能独自生活在世上所持有的寄生性期待。它在具有攻击型倾向的患者身上可以表现出一种从他人身上得到好处,利用他人获取成功、权力与威望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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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很难发现,在所有那些古怪的虚荣、自负、要求和敌意后面,都有一个正在受苦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