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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长江边生活的时候,当地人的足智多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环境的任何变化都能作出快速的反应。他们大踏步地接受了市场经济的革命;只要某种产品有需求,商店里马上就会货源充足。……不过,几乎看不见长远的规划。如果江水上涨,顺山往上搬迁就是了;农民们会等到江水漫进地理才来收割庄稼。人们所说的未来,其实就是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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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恩相信,中国人跟底特律人具有同样地弱点。“中国人跟每个人很相似,”他说道。“都想底线得分,都想来个本垒打。我们很聪明。” 中国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很聪明。”邓恩继续说道:“但我在他们身上看不到恒心和毅力。这句话的意思更像是:‘我们能够赶超。’”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得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拥有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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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认知上有两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刚来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一无所知。语言、风俗、历史――一切都得从头学起,这看起来根本无法完成。接着,当你逐渐有所领悟之后,你会意识到周围其他人的感觉其实跟你一样。这个国家变化得太快,在中国谁也不敢夸口自己的知识够用。是谁教会农民们到工厂找活儿干的?原先的额红卫兵是怎么学会做生意的?究竟又有谁知道,如何经营一家汽车租赁公司?一切都在飞速中解决,每个人都是急就章的好手。这就是认知的第二个时期,它比第一个更令人胆战心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会让人感觉孤独,可跟周围十三亿人分享这种感觉也不会带给你半点宽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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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直被批评为精英俱乐部,国际奥委会和只在1968年举办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质检的沟通历来不畅。那届奥运会之前,数千名学生举行抗议,认为政府不应该把钱花在数百万贫困墨西哥人无法受益的体育比赛上。墨西哥政府调动军队向示威者开枪,打死了好几百人。奥运会如期举行,但自此之后国际奥委会不再挑选发展中国家――由于西方媒体很少提及,墨西哥城大屠杀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公众熟知的奥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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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对中国人的了解来看,他们宗教观念淡薄,对于非汉人的观点嗤之以鼻。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身上,一大优点就是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极强的自豪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人们对于自己的文化有着如此强烈的认同感。尽管经历了“CR”期间的自我毁灭,紧随其后又亟不可待地对外开放,何谓中国人的确切意识依然存在着。我相信,这会让他们顺利地熬过现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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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位女子跟已婚男人有了风流韵事,人们会说那个女子“偷人”,或者“偷汉子”。但没有“偷女人”这个说法。如果单身男子跟已婚女人有染,人们会说这个女子“水性杨花”。同样,这个词语不会用来指称男人。因此,就连语言都在捍卫男人,使他们的率性而为不受任何指责。中文在其他很多方面更是显示出性别歧视。你如果想把某个女人臭骂一顿,可以骂她是“臭三八”,因为三月八号是国际妇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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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江河一如往常。它跟这里的人不一样,在两年的时间里,这里的人在我的眼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现在即将各奔东西,踏上未知的前途,尽管他们已经凝固在我的脑海,被一连串的回忆定格――包抄手、上课、在码头面无表情地站立着。但外面的江水大不一样,我跟长江之间的关系一直非常简单:我有时顺水而下,有时候又会逆水而上。逆水较慢,顺水较快。一切的一切,莫过于此――我们在路上交错而过,然后又继续各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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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就好似饥饿,让其他一切都显得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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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总是对其他地方的人抱着一种强烈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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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1996年夏天,我作为美中友好志愿者队员来到中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的无知。语言、习俗、历史――这一切都得学习,而这样的学习任务好像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在我看来,每个人都比我领先了三千多年,所以我急切地想赶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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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为烦心的却是文学在西方的政治倾向:人们阅读文学的时候,把它当成了一种社会评论,而不是一种艺术形成;书本被强迫用作这样或那样的政治理论的服务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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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不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有使用权。为了发展经济,市镇政府只有通过买卖土地获得所需的资金(不能发行地方债券,有没有财产税,筹集资金的方式匮乏)――>低价从农民手中“抢”得农业用地,之后再将土地以拍卖的方式将使用权卖给出价最高的开发商,从而赚得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资金。房地产开发商则在其上建起新的楼房,并高价卖出赚得更多的利润。这一系列过程中,都有个人,领导从中赢利,小到乡村党委书记,大到市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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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春节的时候,中国人似乎大多干着同样的事儿――整整两天,他们一直盯着电视看个没完。先前一年的教学中,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寒假作业,写一写过年时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因为我对于了解中国习俗一直抱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第二年的时候,我我不再布置同样的作业。这个节日的历史远远超过圣诞节,但它的庆祝方式已经被简化成了对着电视观看舞台表演,读着这样的作业,真是令我沮丧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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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对农民真是残忍至极的事。你破坏他们的平静,勾起了内心的欲望,逼迫着人们背井离乡,却在给予这些可怜人少量的金钱的同时,剥夺走几乎全部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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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是一个腿的城市―棒棒军青筋、毕现的腿,老人们佝偻如弓的腿,年轻小姐们细如柳枝的腿。爬坡上坎,你得留神的是脚下的石阶;低下头,你就能看见走在前面的一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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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没去领取这次比赛的奖品。这就是彼得・张的精神――面对奖品和意外之财他抽身而退,他还知道,像所有外国人那样,一旦迷失方向你就得问路。不管怎么说,过程本身才最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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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他的意思:我在中国生活的越久,某些方面就越发让我想起美国。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拥有无止境的乐观和精力,都在快速崛起的城市之间修建了宽阔的道路。他们一向用用自命不凡的品质,相信自己能够战胜时间――中国人的这一品质比美国人还要美国化。每当中国人的工程人员与“幻想汽车”的雇员们站在一起,来自更为年轻国家的人们忽然之间更显衰老:时差、头发花白、大腹便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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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外生活期间学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迷了路,你就应该询问方向。我学到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即使没有最终目的地,也完全可以把一百四十三个箱子从北京运到太平洋的对岸。我一直不善于提前谋划,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之后,我的这种习性愈发糟糕,因为那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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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相对的,”他说道。“中国人经常说,只有当你和不穷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才会感到自己有多穷。如果全世界都在走下坡路,我们不过是跟着走下坡路而已,那么事情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思路跟美国及其贸易伙伴所大力倡导的背道而驰,不禁让我大吃一惊。不过,我想, 如果大家所做的不过是用打火机换回好莱坞影片,那么世界为什么要变的更小、更让人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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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便衣的外貌特征非常明显:三四十岁的魁梧男子,穿着纽扣式衬衣、黑色裤子和廉价皮鞋。他们几乎清一色留平头。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溜达,盯着固定的目标。为了敷衍了事的掩饰作用,比赛围观人群中的便衣警察也分到了小国旗,只是他们不像其他人那样使劲挥舞。他们拿着国旗的手靠近臀部,仿佛握着武器随时准备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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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还显得有些消极,那是因为他们看惯了更不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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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度的输,胜过不惜一切代价的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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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一个人学习一门新的语言,他就有机会获得一种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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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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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干燥的黄土是被风吹过来的,源自中国西北方向,还有内蒙古和外蒙古;那些地方听起来遥远而抽象,直到沙粒打到了你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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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记者,你要追踪不起眼的琐事。你埋头在那些东拼西凑的新闻故事里,日复一日;偶尔,你抬起头来,才意识到整个局面已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在某些时候――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和其他同样穿西装打领带的白人记者登上媒体专用巴士,你不禁会想知道:这就是一切的目的所在吗?世界真地从布什这30个小时的停留中、从所有这些会议和演讲之中向前迈进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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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外国记者注意到某件富有戏剧性的事情,他就继续展开调查:甘肃的贩卖儿童事件、广西的妇女绝育事件、山东监狱里的劳工维权人士等。这些新闻出现在美国的报纸上,而那些报纸的读者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了解这些新闻的背景。这就像那本涪陵的教科书:有时你获得了更多的消息,知道的却越少。甚至尽管这些新闻是出于最为良善的目的,却只变成了满足人们窥探隐私的东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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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过去比西方悠久得多,没有人会否认这一点。不过,过去并不等于历史。中国的过去没有真正的叙事,有的只是一个个不知真假的故事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