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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道别从来没让人自在过,没有拥抱,寥寥数语,强忍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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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香港不是在英国人手里那么多年的话,”他说,“它不会像如今那样富。如果它是中国的话,它就会有大跃进,会有文革,以及其他所有的问题,而那些就会影响到它的发展。我们会像破坏其他东西一样把它也毁了。” 我从没在涪陵听到另外一个人说这样的话,哪怕一点点接近这个的意思也没有,我告诉他我的学生没一个会同意他。 “当然他们的观点和我不同!”他很不屑。“他们知道什么?太年轻了!他们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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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我对这个制度越来越憎恶不已的地方。错误和谎言我都可以忍受,但我不能原谅幽默感的彻底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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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总是说,中国很难搞懂,这样的断言一般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很多情况下,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可以预测。你只要按下这几个按钮――希特勒、犹太人、日本人、鸦片战争、西藏、台湾,十有八九都可以精准地预测会有怎样的反应,甚至可以精准地预测人们会使用哪些具体的词汇。就中国的具体情形而言――大家基本上属于同一种族、闭关锁国好几百年、目前的教育制度高度单一化和政治化,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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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情形有如凝视一张不带任何表情的空洞笑脸,却突然间发现一生的忧伤其实都凝聚在了嘴角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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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受屈辱煎熬的人数如此之巨,大家一致确信他们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这无异于麦卡锡主义的攻击对象突然间崩溃,承认自己有错,又或者说像是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自我憎恨,恨自己竟然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人们的内心好像往往缺乏一种指南,使之无法承受类似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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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意识到,涪陵让我始终难忘的一点,就是它的不可预见―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在转瞬间发生改变,今天还是大雨滂沱,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可能又会是阳光明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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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变成了受着狭隘的目的和兴趣支配的一个群体,我看到的几乎是一幅炫耀男性气概的讽刺画。画中的人物一般热衷于佩戴手机或传呼机,努力挣钱来购买不断翻新的VCD影碟机和卡拉ok系统。他不停地抽着宏声香烟。他说话比较大声,很爱面子,喜欢摆出大款的派头儿。每到周末,他总会跟几个男性朋友一起来一场喝酒比赛,争先恐后地把一杯杯白酒吞到肚子里。如果想来点违禁的刺激,他还会到卡拉OK厅或者发廊里找个小姐玩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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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一定处处是美景,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会永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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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慌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摩肩接踵;店铺内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鸣着喇叭;电视机的声音震天响,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要道两旁的树木满目疮痍,积满煤尘的树叶一片灰白,同样的灰白覆盖着整座城市。 没有自行车,是因为涪陵满布石阶;满布石阶,是因为涪陵是一座依山傍水的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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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掌握了这条河的语言,就像熟悉字母表一样逐渐熟悉了岸边的每一处细节,有了真正的收获。但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我所失去的,此生难以挽回。在这条壮丽的大河上,所有的雅致、美丽、诗意全都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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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我才明白,这种质朴一直恍如海市蜃楼。琳达进行期末考试的时候,她的父亲去世了,苏珊一直在跟恐惧作斗争,可她还是被逐出了校门。涪陵的很多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就连看起来应该开诚布公的教学工作实际上也充满了复杂和不确定。对于外界,尤其对于外国人,人们普遍贴上了一层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假面。如果你在那里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对诸事的运作规律已经略有了解的话,这一层假面会让你愈加难见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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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关键的讯息不是你所写进去的,而是你省略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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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观察不加上时间的维度,你就什么也发现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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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告诉我,很多中国人需要心理方面的帮助。“人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读懂自己的内心。”他说,“个人和历史是相同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个人的历史是极为丰富的。一个个体可能甚至比一个社会更为复杂。不过中国人并没有多少时间去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太忙了;缺乏足够的平静去反思。在遥远的过去,这是个和平而稳定的国家,但现在一切都变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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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关键就是要把你自己和那篇署有你名字的文章分离开来。你要远远地注视着你的文章,如同一个忽然晕眩的人注视着自己的身体趴在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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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迷失方向并非是件多么糟糕的事儿,因为其他人也不太清楚自己要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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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发展到某个点上,让中产阶级和上层人士都感觉到,这样的体系对他们获得成功已经形成了障碍。不过,这样的情形即便在高速公路出口的小城镇里也没有发生,因为他们仅凭着卖几块地板砖也能赚到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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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更多一些耐心;一般而言,他们只要看见说汉语的外国人,就会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夸张的尊敬。不过,对于敬重的真正含义,我倒是从没抱过幻想。在那层敬重的深处,是一种局促不安;从内心深处来说,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人在外来者面前的表现还是感到有一丝耻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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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工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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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美国的新兴城镇刚刚开始成型时,第一批居民往往是商人和银行家,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律师。当人们还在住帐篷的时候,当地的第一份报纸已经刊印。最先修好的永久性建筑一般是法庭和教堂。在当时,那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社会,不过,之少已经具有了早期意义上的社区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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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几乎不存在节省劳动力的诱因。每一年,外出务工人员的数量估计会增加一千万,年轻人离开农村的年龄呈现出越来越早的趋势。对于将要前往新兴城镇的学生们来说,正规的学校教育似乎毫无关联性,因为传统的中国教育体制除了死记硬背外,教给学生们的东西少之又少。这一切――众多的人口数量、社会机构的缺乏、教育体制改革的缓慢――共同麻木着人们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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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台经常会播放在万里长城上拍摄的一个MV,歌曲名叫“爱我中华”,讲述的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中华大家庭享受到的幸福和快乐。歌曲的结尾部分描述了身穿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们站在长城之上,歌唱着他们如何热爱中华。每次看到这里,我都在想:你们的中华修筑这道城墙,就是想把你们挡在外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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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的方式。成功是预料中的,失败则要收到批评,并且立刻加以纠正。要么正确,要么不对,没有中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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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自己:所有的限制其实早就植入了他们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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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外国人注意到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而中国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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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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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朝代几乎都没有留下任何印迹。像中国任何一个城市一样,这里的建筑的发展步伐掩埋了历史的遗迹。它们的目的仅仅是容纳人口,容纳天天在这里爬坡上坎、搏击车流、干活糊口、买进卖出的二十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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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让我来把你比作夏日? 你可是更加温和,更加可爱; 狂风吹落五月里开的好花儿, 夏季的生命又未免结束得太快; 有时候苍天的巨眼照得太灼热, 他那金彩的脸色也会被遮暗; 每一样美呀,总会离开美而凋落, 被时机或者自然的代谢所摧残; 但是你永久的夏天决不会凋枯, 你永远不会失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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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见所闻,这个国家最大的焦虑却是极度个体化极度内在化的。……在把过去的经验应用到现在的挑战方面,他们遇到了麻烦。父母和孩子们分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他们的婚姻更加复杂――我很少遇到在一起真正感到快乐的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