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琳・希姆莱

“而这本书在我眼中还另有一层价值：它告诉我们，写什么、怎么写才能不负一个民族的历史付出。”当我们意识到人类只不过是浩瀚宇宙中连尘埃都算不上的存在的时候，历史会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破土而出，而这正是这本书要告诉我们的。面对历史，直面它，无论这是惨痛的还是绝望的，只有能够直面的人才能获得新生的机会。

志愿军的成员们自视代表真正的德国，“感觉”自己就是德国，正如恩斯特・冯・萨罗蒙所认为的那样。萨罗蒙身为义勇军中的一员因为协助谋杀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遭到判处。他在后来写的小说《受谴责的人》中描述了自己从充满普鲁士民族主义的军校生到反民主斗士的成长经历：“我们以前认为，为了德国，我们必须掌握权力，并且除了我们别无他人，因为我们感觉自己就是德国。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这样做。那些在柏林的人，他们是没有权利的。”

研究自家历史，难免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苦。这是一个时时会担心遗漏掉什么内容的痛苦历程。 在初次接触祖父档案的三年之后，我才认识到这段家族历史根本无法让我释怀。在此期间，我已有了自己的儿子，而他所要承受的还不仅仅是来自我这个家族的沉重负担。他的爸爸生于一个犹太家庭，当初就遭受了我伯祖父海因里希所领导的党卫队的追杀，很多亲人的被害让家人们至今仍悲痛不已。我很清楚，我要向孩子传授的家族历史，将不再像家里流传的那样，充满了传奇色彩。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逃避这个问题。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人，他就是我的伯祖父。我也知道他是那个“世纪杀人狂魔”，就是他主导了灭绝欧洲犹太人的屠杀行动和对上百万人的杀戮。我的父母很早就给我提供了很多关于纳粹时期的书。怀着震惊的心情我在泪水中读了有关华沙犹太区起义失败、流亡者命运以及躲避杀害的儿童的求生故事。我设身处地体会到了这些被追杀者的命运，并为自己的姓氏感到羞愧不已。此外，我还经常有着无法言表却极度压抑的负罪感。后来我上了大学，主修政治学专业，有一个核心研究题目就是德国历史。

1922 年，希姆莱家又发生了变化。在复活节那天，老希姆莱被任命为慕尼黑著名的维特尔斯巴赫中学的校长。虽然是在困难时期，这一任命并未带来什么物质上的好处，但对一个普通人来说，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是一种胜利，堪称是达到了人生的顶峰。当时的通货膨胀让一切都一文不值，食品价格已经达到了战后的130 倍。身为校长的希姆莱还不得不一个人住在慕尼黑，因为夫人和小儿子恩斯特一直到这一学年结束都得留在因戈尔施塔特，这就意味着又多了一项额外开支。

格布哈特曾将海因西里称作“危险的浪漫主义者”。格布哈特对女儿说，他曾经问过弟弟，既然已经意识到即将来临的灾难，为什么不早点与希特勒撇清关系呢？对此海因西里无助地答道：“好吧，让我违背自己曾经的效忠誓言是不可能的！”

关于纳粹时期的经历不仅一代一代影响着纳粹凶手的家庭，也影响着受害者的家庭，已经有很多记述表明这种影响是多么强烈。受害者大多一生都在被噩梦纠缠，这其中不仅因为他们的记忆，而且还会因为感到羞耻而深受折磨。这种羞耻来自所遭受的屈辱，也来自恰恰是自己幸存下来的事实。就连他们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也都遭受着恐惧以及遭人追捕的噩梦的折磨，丹尼也一样。他经常梦到陌生人跟踪他、要杀害他。我只有小时候做过噩梦，在那里我遭人追捕而且还因为恐惧吓得浑身瘫软。而现在，我经常梦见自的是自己会谋害别人。

我们各自找到了与压迫自己的家庭历史进行了结的方式，即关注别人的历史，仿佛能从他们那里换上新的身份。后来，在跟战犯及受害人后代的一次小组谈话中，我诧异地发觉，那些受迫害或牺牲者的孩子对战犯的孩子起到了疏解压力的作用。他们是安慰者，在他们身边那些战犯的孩子得以放声痛哭，然后获得饶恕。

然而第一眼看到档案，我就感到迷惑不已，家人的叙述和这些薄薄档案里所透露的内容显然并不一致。恩斯特早就追随纳粹党，由于海因里希作为党卫队领导人对他事业上的帮助，他也完成了很多任务来作为回报。我也逐渐发现身为长兄的格布哈特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头衔越来越大，很早就加入了纳粹组织，在1923 年就和弟弟海因里希一起参与了啤酒馆暴动并在后来的国家教育部里担任处长。我不得不肯定，海因里希的哥哥和弟弟两人是心甘情愿地把他们的专业能力投入到他们与海因里希、亲戚、同事以及邻居所共享的信仰中去的。 老希姆莱夫妇也是一样。这位中学校长和他的妻子安娜在1933 年以前还不太看好这个貌似没什么追求的二儿子，但后来却像他们在写给海因里希的信里表现的那样，两人也成

就在我15岁的时候，有次历史课上一个同学突然问我，你跟“那个希姆莱”究竟是不是亲戚。当我说“是”的时候，简直如鲠在喉。办理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好奇起来。但老师显然很紧张，只管继续讲课，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就这样她错过了一个让我们这些后代人明白和“上一代人”之间到底还有什么牵连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