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 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
- 我们仍然活在昨日的观念和有限的视野中。我们常把事实和自己的价值、偏好混为一谈。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所检讨的事件大于我们的经验范围。
- 后来春雨落汴京,只君一人雨中停。
- 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越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的权威。
-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 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剪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 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 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 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
- 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
-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 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廷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上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来,或者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的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着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 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身旁。
-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 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 中国边防问题与中国文化之源起几乎同一长远。
-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