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 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 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 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 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 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 中国边防问题与中国文化之源起几乎同一长远。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当骚乱普遍化时，各处村落组织自卫武力，筑坞壁自保，其成例已在黄巾叛变时开始，及至公元4世纪，已构成华北的普通现象。

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

“包括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加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

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控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的自持能力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在这关头，李世民与武则天具有相同之处：他们都知道如何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

全国的国防线大致 与 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 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 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 中央体系之下。

几百年来中国依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依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一时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

保守的力量做主，中国就像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心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官僚阶级，下面一块长面包称为农民，两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是科举考试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他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在延安，人人每个月领两元的零用钱。如果把钱花在买烟草上就是享乐主义。如果说了个不该说的笑话，就是犬儒主义。和女生在外头散个步，就是浪漫主义。一马当先是机会主义。看不相干的小说是逃避主义。拒绝讨论私事或敏感的事，当然就是个人主义或孤立主义：这是最糟的。

我们仍然活在昨日的观念和有限的视野中。我们常把事实和自己的价值、偏好混为一谈。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所检讨的事件大于我们的经验范围。

后来春雨落汴京，只君一人雨中停。

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越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的权威。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剪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 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

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廷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上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来，或者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的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着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