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

皇帝也是人而并非神，即使他的意志被称为“圣旨”，也并不是他的判断真正高于常人。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超越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的最大的权威。

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 即便是侧面提及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 这种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得，而是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下至庶民 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1976年的夏天，五十八岁的华裔美籍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用英文完成了《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其中文本名《万历十五年》。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故态绝无可能，因而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

多年以来摸索于材料之中，我对明史的若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初步看法，开始摆脱了人云亦云的束缚。

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剪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本书力图使历史专题的研究大众化，因而采取了传记体的铺叙方式。 书中所叙，不妨称为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一个君子何以有志于做官，海瑞的回答是无非出于恻隐和义愤。他看到别人的饥寒疾苦而引起同情，同时也看到别人被损害欺压而产生不平。在君子的精神世界里，出仕做官仅仅是取得了为国家尽忠、为百姓办事的机会。一个人如果出于牟利，他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如果为士做官，则应当排除一切利己的动机。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 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每到属牛、龙、羊、狗之年，北京的会试、殿试照旧举行。

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但是除此以外，他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

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即算本朝推行伦理道德以作为治国的标准，收效不如理想，可是也别无更好的办法。假如没有这些观念和原则，我们政府靠什么而存在？如果放弃“四书”上说的正心诚意，仁民爱物，嫂溺则手援，如何能使两千名京官对事情有一致的看法？又如何能使一万八千名地方官和衷共济，或者无端受罚而仍然歌颂“皇恩浩荡”？我们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教育全国约一百万的读书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标准去表彰他们的祖先、寡母、贤妻？个人的私心会随时随地变迁，只有伦理道德永恒不变。古代的圣贤写作“四书”的时候如此，朱熹注解“四书”的时候如此，今日仍然如此。正因为如此，它才可以在经筵上被讲解者发挥，也可以在墓志上被镌刻，以为后人的典范。

宫廷固然伟大，但是单调。即使有宫廷的画栋雕梁和其他豪华装饰，紫禁城也无非是同一模式的再三再四的重复。每至一定的节令，成百上千的宦官宫女，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又换成轻纱，又按照时间表把花卉从暖房中取出来，或者把落叶打扫，御沟疏通，这一切都不能改变精神世界中的空虚和寂寞。在按着固定的节奏流逝的时光之中，既缺乏令人企羡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着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很难有所改变

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等不出死，反等出祸。然而祸来又不即来，等死又不即死，真令人叹尘世苦海之难逃也。可如何！

他的老成来自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1587 年，是为万历十五年，丁亥次岁，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今天，有思想的观光者，走进这座地下宫殿的玄宫，感触最深的大约不会是这建筑的壮丽豪奢，而是那一个躺在石床中间、面部虽然腐烂而头发却仍然保存完好的骷髅。它如果还有知觉，一定不能瞑目，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把他当成一个“人”的女人，并没有能长眠在他身旁。

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

万历皇帝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然而他竟欣然接受了这种精神上的活埋。

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