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注定孤独,合群必然重复。
-
普通建筑才是一个城市的主菜、城市的母体。
-
现代很多人渴求的是兼备“根和翼”,根是指本地身份认同和本土文化传统,翼是指去看世界和吸收外来文化,不再是一种纯粹自闭传统与无根世界的对立,而是既保留继承下来的根――所谓可以携带的根(portable root),同时拥抱世界,并各自作出混合以超越自己原来想象的自己。
-
某些电影、某些书,好像一直是在某处等待,等你去看,等着跟你说话。文章也一样,我是要到了七十年代,才看到本文将提到的两篇60年代的文章,他们像是在跟我说话,为当时的我而写,直观地感到在解答我蒙眬的求索,如生命中其他重要的文章、书和电影一样,你如获灌顶,如开天眼,哪怕只是个似懂非懂,却成了解放你的思想的过程部分,不管文章本身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
海明威叙述一九二零年代的巴黎:如果你够幸运,年轻时待过巴黎,那巴黎将永远随着你,因为巴黎是移动的盛宴。至于我们,或许年轻时应该去上海、香港、台北走走,品尝各城独特的味,那经验说不定也终生受用。对特别幸运的人来说,跨城闲游,三城犹如一场接一场的移动盛宴。
-
JacobsJ.在他一九六一年的经典《美国伟大城市的死与生》里,扼要地列出一个好的生机蓬勃的城市在形态上的四个要点,就是:用途要混杂,街区(街廓)要小,不同年龄建筑物要并存,密度要够高。
-
我称之为附加法,新的附加在旧的之间,如有机耕种般讲究不同的植物混杂的精耕,关爱的对象不光是历史文物式建筑,也包括五十年、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十年的那些不起眼但与所在地居民共同成长和他们感情所归属沉淀的普通建筑。
-
有了生机勃勃的紧凑街头和公共空间,才有可能出现波特莱尔、本雅明和李欧梵式的步行漫游者,而我也经常把自己当做是这样的一个漫游者,但我会提醒自己,更关键的是,相对于投资者、政府、游客以至漫游者而言,在此地工作和居住的人,他们站的才是道德权利上的最高点,城市是他们的。台北就是在这方面做得比北京、上海和香港都好太多,也解释了它的生活质感。
-
城市密度一低,行人稀落,街上商店难以为继,出现一种市区内的亚市区现象――地区用途分隔、汽车代步、高速路割裂市区、卧室睡眠小区住着同质性很高的居民、商店归总在大型商场、模糊地带失落空间蔓延。这样,比较复杂的城市空间生活就为较单调的亚市区生活所代替。
-
“《编辑部的故事》以新北京城市青年流行语的调侃,淹没老北京胡同居民方言的侃。”
-
真正坎普的人为造作,必然是认真的、卖力的、雄心勃勃的,而且最好是华丽的、夸张的、戏剧化的、充满激情的、过度铺张的、甚至匪夷所思的,但却不知是在哪里总有些走样,略有闪失,未竟全功。…纯粹的坎普是天真的,它们并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坎普,它们都是一本正经的。
-
我们的上一代当然也有一直在香港的,但很大的一群是来自广东的、来自上海和大陆其它地方的,是在认同大陆某个地域而不是香港的背景下走出来的。南来的知识分子更有一种文化上的国族想象,逃至殖民边城,不免有「花果飘零」之叹。
-
我们的整个成长期教育最终让我们记住的就是:没什么原则性的考虑、理想的包袱、历史的压力,不追求完美或很大很宏伟很长远的东西。 这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思想心态:我们自以为能随机应变,什么都能学能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过关交货,以求哪怕不是最大也是最快的回报。
-
没错,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
除非内地在制度保障和新闻媒体开放度上有实质性的改善,让司法、市场监管和媒体都享有根本的独立性,否则那些认为上海能从根本上取代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看法只能是一种愿望。
-
在出道的20世纪70和80年代,我们在经济上尝到甜头,这成了路径依赖,导致我们的赚钱板斧、知识结构、国际观都是局部的、选择性的,还以为自己见多识广。
-
至于英美流行文化大受欢迎,都已不是限于此时此地的事了,只是“二战”后美国流行文化更见强势。对当时香港的洋派精英及受过一点儿英语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向时尚的英美文化倾斜也是可以理解的。
-
似乎不论家庭或学校、文化或社会,都恰好替我一代做了这样的经济导向的准备,去迎接随后四分一世纪的香港经济高速发展期。
-
然而,从我这代开始,变了,就是,中国大陆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带点恐怖、大致上受隔离的陌生邻区,而我们也没有寄人篱下的感觉,没有每天仇大苦深想着香港是个殖民地,我们只是平凡的长大着,把香港看作一个城市,我们的城市。
-
我这代的青春期,就由英美时髦文化开始,到全民上了投资一课后毕业。与同期同代大陆人太不一样,我们可说是「什么都没有发生」的一代。
-
婴儿潮一代普遍受过英语训练,受英美文化吸引,而且不是上一代精英所接受的英美文化,而是六七十年代的英美新文化。那时候,可以说世界上很多年轻人都喜欢这种英美新文化。故此,因为冷战宣传、英语教育、财富水平、消费习惯及文化取向的原因,他们跟同代内地人在人生经历、知识结构和世界观上差异很大。
-
我是属于香港的「婴儿潮」,指的是1949年后出生的一代。香港人口在二战结束那年是五十万,到1953年已达两百五十万,光1949年增加了近八十万人。随后十来年,出生人口也到了高峰,像旧式的可乐瓶一样,开始还是窄窄的,后来就膨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