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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真他妈的活见鬼。你明知道麻烦来了,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坐着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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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不是说作为殖民地的人,我们已经忘了或者希望忘了我们来自哪里,事实恰恰相反我们来自的那个印度是忘不掉的,它渗透进了我们的生活。在宗教,礼拜仪式,节日,我们神圣历法的很多部分中,甚至在我们的社会观念中,都有印度的影子,即使那种语言已经开始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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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中存在着特异性、特定背景、特定文化,一定要以特定方式来写,方式之间不能互换。你不能像描写英国内陆一样,来描写尼日利亚的部落生活。借用素材的莎士比亚式用类似的来替换。来自一个新地方的作家琢磨出他的素材是什么,从未被注意的本地场景中提炼出东西来,这才是他的写作努力中更好、更真实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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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另一个举世闻名的就在于这个东方古国没有自己的历史。 印度人不愿正视他们的国家面临的困境,免得被他们看到的悲惨景况逼疯。哪一个印度人能够抱着平常心,阅读他们国家最近一千年的历史,而不感到愤怒和痛苦呢?在这种情况下,印度人只好退缩到幻想中,躲藏在宿命论里。 印度这个国家似乎永远需要一个征服者,担任仲裁人,摆平他们内部的纠纷。这就是印度历史的悲哀:它欠缺成长和发展。 这样的历史只告诉我们一件事:人类会一代一代活下去。在印度历史中,你看到一连串开始,却看不到终极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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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命中注定要永远离开这里之后, 一切仍像以前一样, 我的离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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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旦得到自以为喜欢的东西,你就不会再珍惜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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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该死的生活真是活见鬼。明明知道要出麻烦事,可你他妈的什么事也干不了,没法阻止它。只能坐在哪里看着、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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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深邃而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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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波普也没闲着。他整天忙忙碌碌地敲打着,锯呀,画呀。我乐意看他干活,喜欢那从柏木、雪松刨花里发出的气味,愿意看到波普那沾满锯末刨花的鬈曲的头发。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便会说:“嘿,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干一件叫不出名堂的事。” 我喜欢波普的这种回答,使我感到他像一个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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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递给海特一支烟,他机械地接下来。随后,他叫起来:“嘿!这是怎么回事?你现在长成大人啦!我离开的时候你还不抽烟。也难怪,已经过去很久啦。” 我说:“是,是很久了。” 很久了,也不过只有三年。在这三年中,我长大了,学会用挑剔的眼光去看待周围人。我不再希望成为埃多斯那样的人了。他太瘦弱了,而且还那么矮小。泰思特霍伊特是那么愚蠢和乏味,没劲透了。一切都变了。 海特进监狱时,我的一部分也随之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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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话,我可不是那种人,我会给你们好多钱,还给博伊和其他的哥们儿。”伊莱亚斯挥动着小手说。我们仿佛看见有一天他成了一名医生,并拥有卡迪拉克牌汽车、黑色的手提包和电视机一类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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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驾驶那些蓝色卡车的确是一种诱惑力,那些开车的简直可以算作贵族,他们只在清晨干点活,白天什么事也没有。尽管如此,他们动不动就罢工。其实他们罢工的眼球并不高,为了一天加几分钱的工钱,或是因为某个伙伴被解雇了而罢工。战争开始时他们罢过工,战争结束了他们也罢过工;印度独立时罢工,甘地死了还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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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没见过像哈特这样享受生活的人。他做的事情既不新鲜也不伟大,事实上,他每天几乎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但是对每一件事都乐此不疲。他还不时地把一些非常普通的事情弄出点花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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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亚的居民和古罗马帝国的公民看法一致:大便是一种社交活动,从事这种活动时,他们得蹲在一块儿,边拉边聊天。 拉完,他们站起身来,光着涉水走入河中清洗一番,然后爬回马路上,跳上脚踏车或钻进轿车里,扬长而去。 每隔约莫一百码,河边竖立着一块蓝白两色的搪瓷牌。这个告示是用葡萄牙文写的:污染河水的人,必受严厉惩罚。没有人看它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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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脑,而你们却在思考着别人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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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妈常对我说:“孩子,你笑了一整天了,你晚上保准会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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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开始嘲笑自己一直在奋斗的东西,真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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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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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躺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我要你想想,星星离我们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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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成为诗人的时候,你就会为任何一件事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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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特说:“小时候,我妈常说,'男人如果希望得到某件东西,就会拼命去争取,一旦他得到后就不再喜欢它了'。” 摩尔根的两大奢望现在都得到了满足,一是人们笑话他,他得到了而且迄今人们还在笑;而是他制造出了世界上最壮丽的焰火。但是,正如海特所说的,一旦得到他最希望得到的东西之后, 他就不再喜欢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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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布莱克,布莱克・沃兹沃斯。怀特・沃兹沃斯是我哥哥,我们心心相通。就是看到一朵像牵牛花一样的小花,我都想哭出来。” 我问:“你为啥哭?” “为啥,孩子?为啥?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啦。要知道,你也是个诗人。你成了诗人以后,任何一件事都会使你哭出来的。” 我笑不出来。 他问:“你喜欢妈妈吗?” “她不打我的时候,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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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什么都不需要,非常自足,我想他连女人也不需要。当然,我知道他时常到城里的某些地方去转转,但我想他干那事更多的是追求一种恶性的刺激而不仅仅是要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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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隆在巴拿马写道:“我担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在历经八任总统之后(其中六任是军人),正处于一场没有哪个阿根廷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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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像印度一样广阔,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盛产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亚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脉拥有富饶的矿藏,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怀不满,突然间人人又几乎都成了庇隆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过的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轻人父母的记忆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窃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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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剥夺公民权利并流亡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胡安庇隆在被称为铁门的马德里郊区向阿根廷军人政权宣布媾和条件。一九四三年,陆军上校庇隆积极鼓吹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阿根廷的一股势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掌控阿根廷的独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没有正式职务,却和他一道执掌政权,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为她花费重金做了防腐处理,现在,她的尸体停放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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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被推翻了,过半人民欢欣鼓舞。是他让监狱拥塞,国库空虚。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起初做得不坏。他想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但他自己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这个国家大概也无法变得伟大。十七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依然缺少伟大的人;国库依然空虚;人民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开始回想起,独裁者曾经梦想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回想起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经慷慨馈赠穷人。独裁者在流亡。人民开始呼唤他的回归,而独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独裁者的夫人。她热爱穷人、憎恶富人,她年轻美丽。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她死于独裁中期,死时仍然年轻,而她的遗体一直奇迹般地没有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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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时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大使夫人说:“这段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出涨薪的间隔和涨价的间隔。”大家都在兼职,有时还会做三份工作。每个人都沉迷于赚更多的钱,同时又会赶快把钱花出去。大家都在赌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保守城镇门多萨,赌场也是顾客盈门;赌客多是来自工人阶级,月薪一般只相当于五十美元。周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人排队等着兑现足球彩票。足彩每周开一次奖,是全国瞩目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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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做出决定(三十一岁的女人说),你的感觉就会好起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支持革命,他们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有时他们就像小孩,看不见太多未来。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他差不多三十三岁。我们看的是《萨科和万泽提》。结束时他说:“我为自己没有成为游击队员而感到羞耻。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谋。”我说:“但你没有暴力倾向。游击队员必须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丰富。你必须唯命是从。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条。”而他又说:“你不觉得羞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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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独立见证人这样描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游击队员,“他们反对美国。但其中一个在一家美国公司任高层。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漫画书上的英雄。白天是办公室里的克拉克肯特② ,晚上是带枪的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