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普世文明》

庇隆在巴拿马写道：“我担心某些奸猾的人将控制阿根廷。”现在，阿根廷在历经八任总统之后（其中六任是军人），正处于一场没有哪个阿根廷人能够完全解释的危机之中。

国土像印度一样广阔，拥有两千三百万人口，盛产牲畜、谷物和巴塔哥尼亚石油，并且在安第斯山脉拥有富饶的矿藏，这个强大的国家却无法解释地迷失了方向。人人都心怀不满，突然间人人又几乎都成了庇隆主义者。其中不仅有庇隆早期慷慨施舍过的工人阶级，有马克思主义者，甚至还有年轻的中产阶级。在这些年轻人父母的记忆中，庇隆是暴君、施虐狂和窃贼。

在被剥夺公民权利并流亡十七年后，七十六岁的胡安庇隆在被称为铁门的马德里郊区向阿根廷军人政权宣布媾和条件。一九四三年，陆军上校庇隆积极鼓吹激进民族主义，发展成为阿根廷的一股势力；一九四六到一九五五年，他在两次选举中获胜，成为掌控阿根廷的独裁者。他的夫人伊娃没有正式职务，却和他一道执掌政权，直到一九五二年。她在那一年死去。庇隆为她花费重金做了防腐处理，现在，她的尸体停放在铁门，和庇隆在一起。

独裁者被推翻了，过半人民欢欣鼓舞。是他让监狱拥塞，国库空虚。和许多独裁者一样，他起初做得不坏。他想让他的国家变得伟大。但他自己并非一个伟大的人；而这个国家大概也无法变得伟大。十七年过去了，这个国家依然缺少伟大的人；国库依然空虚；人民处在绝望的边缘。他们开始回想起，独裁者曾经梦想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回想起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人、回想起他曾经慷慨馈赠穷人。独裁者在流亡。人民开始呼唤他的回归，而独裁者已入暮年。人民又回想起独裁者的夫人。她热爱穷人、憎恶富人，她年轻美丽。她仍然活在人民心中，因为她死于独裁中期，死时仍然年轻，而她的遗体一直奇迹般地没有腐烂。

政府不时地提高全民的薪酬―五月上涨了百分之十五，很快又要提高百分之十五―但却跟不上物价的上涨。大使夫人说：“这段时期，我们已经能够计算出涨薪的间隔和涨价的间隔。”大家都在兼职，有时还会做三份工作。每个人都沉迷于赚更多的钱，同时又会赶快把钱花出去。大家都在赌博。即使是在安第斯山地区的保守城镇门多萨，赌场也是顾客盈门；赌客多是来自工人阶级，月薪一般只相当于五十美元。周四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处都有人排队等着兑现足球彩票。足彩每周开一次奖，是全国瞩目的大事。

一旦做出决定（三十一岁的女人说），你的感觉就会好起来。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支持革命，他们现在感觉好多了。但有时他们就像小孩，看不见太多未来。有一天我和一个朋友去看电影。他差不多三十三岁。我们看的是《萨科和万泽提》。结束时他说：“我为自己没有成为游击队员而感到羞耻。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我觉得自己是政府的同谋。”我说：“但你没有暴力倾向。游击队员必须是暴徒―他的想象力或感知力不能太丰富。你必须唯命是从。如果不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好下场。那就像是宗教或教条。”而他又说：“你不觉得羞耻吗？”

另一个独立见证人这样描述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遇见的游击队员，“他们反对美国。但其中一个在一家美国公司任高层。他们人格分裂；有些人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把自己看作是某种漫画书上的英雄。白天是办公室里的克拉克肯特② ，晚上是带枪的超人。”

游击队仍在实施袭击、抢劫和爆炸；他们偶尔仍会进行绑架，偶尔也会杀人。游击队员是一些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有些是庇隆主义者，有些是共产主义者。抢劫了那么多银行之后，各个组织变得富有起来。

军队中有一伙人因此想要撕毁与庇隆的协定，并阻止定于来年举行的选举。但是巴拉圭人的幸运让所有会谈的氛围都变得明朗起来，乐观的态度重又出现，人们的神经也松弛了。小小的危机过去了。

比索已经跌入地狱：一九四七年一美元可以兑换五比索，一九四九年十六比索，一九六六年二百五十比索，一九七○年四百比索，去年① 六月四百二十比索，今年四月九百六十比索，五月一千一百比索。自庇隆时期以来，通胀率一直稳定在百分之二十五，而现在已跃升至百分之六十。银行的储蓄利息是百分之二十四。当通胀到达这样一种爆发阶段，只有做火灾保险才能赚钱。保费上涨，索赔减少。当物价一周周飞涨，不知为何很少发生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