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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地看,出国的人越多,海归也越多,量变到质变,或许会缓慢影响并推动制度和文化层面的转变吧。但这个过程十二分艰难,很难看清它的走向与结果……人会屈服于现实,但人还有感情。国外生涯会使你更爱国,并产生无比细腻的羞耻感。国内国外仍有太多差异,但海归者不应耻于自己的祖国,而是在自身寻找羞耻感。“知耻近乎勇”可能是太高的要求,但容我说句重话:我在不少当代海归那里看见的是取利之勇,而不是羞耻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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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怎么看待自己由画家到大学教授、文艺评论家、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转变? 陈:我每天刷牙洗脸,镜子里还是同一个家伙。如果他不幸变成什么角色,便是道行太浅。说句涉嫌乖张的话:我没办法阻止别人在我的名字前添加各种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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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教育在当下是否可能?)社会分层消灭了 文化差异抹平了 不同人群与生活方式的差异抹平了 千百年文明维持不坠的一系列内在的价值观与行为准则损毁了 “文革”最后一击 中国地面成千上万有品质的家庭单位 亦即所谓“宗法教育”最后那点脉络 也被连根拔除。总之 在人文传统种种资源荡然无存的今天 我们对传统价值体系试图追寻 把握 攀缘 附会的愿望 在今天家庭教育这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即已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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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不会老 但会陈旧泛黄 谁有兴趣看?孟光和俞云阶先生早已过世 逸飞若在 我猜 他和我们一样 知道自己最珍贵的岁月是在七十年代。如今绘画变得那么值钱 我们撮拢这些泛黄的纸片与画布 只想当面兑现永逝的韶光 为此群相聚首 个个如唐・吉可德 认真排练了一幕早经过时的戏 在戏中扮演 并纪念我们自己。 我们演地好吗?没关系。我们还在画画 画得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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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最贫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童年家境贫困 少年下乡吃苦 都不足道 那是大家都穷。今天穷人穷 是眼睁睁瞧着别人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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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说的北京的冲突,我称它为文化时差,生理、心理都不适应,又非得适应。你经历过越洋飞行后的时差吗:你困得不行,要睡觉,可正好是一大早,你怎么办,只好打起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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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江郎才尽,那是庸才的以己度人;也不能说由于他的精神病,人间有的是精神病患者。是什么呢?或许是一种罕见的对于自己的诚实。意大利大导演帕索里尼的好友在分析他最后一部备受争议的电影时说,帕索里尼在这部电影中“不再喜欢他自己了”。不久,帕氏死于一场他自己招惹的惨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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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免世故的。在坦然率真、了无心机的马克与奥尔面前,我常暗自羞惭。这两位美国老兄多么不相似、不相干,但我每想到他俩总觉得像是同一个家伙:都娶了欧洲的妻子,都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魁梧,健康,男中音,见面握手,直视我的眼睛,一股子余波凛然的学生腔和少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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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成年人的交往,即便艺术家,也是一套精致的“人际关系”,夹缠着利益、谋算,阴晴不定。艺术本是无事之事,而在不少分明世故而习练潇洒的中国同行面前,不知起于何时,我竟会觉得开口谈论艺术怕是一件迂腐浅薄到近乎羞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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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节油气味仿佛催眠剂哄着我进入恒定的工作,工作专注到近于痴呆,快乐的痴呆以致忘记快乐。累了,醒过来,发现自己睡着了。画室在日光灯下的宁静呈现一片无声的吵闹:这里那里都是被灯光平均照亮的画或画册,所有画面抢着说话。美国的生活教会我如何同自己相处,教会我如何工作(倒不见得教会我如何画画)。每次当我买下做内框的成捆木杠背会画室,心里就想,干什么?谁叫我画这么多大而无用的大画?每次办展览,搬运货柜车停在楼下,几条彪形大汉铺一地家伙包装,我就觉得闯了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