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

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出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

贫穷的记忆，在事过境迁之后，像黑白片一样，可能产生一种烟尘朦胧的美感，转化为辛酸而甜美的回忆。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

沙上有印，风中有音，光中有影。

时间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温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间，物走星移。

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的人生里没有那么多时间与精力去揣测别人对我的看法与评价；该做的事太多了。

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寂静，这是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沙，以鬼魅的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母亲，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

“很多时候不是我们去看父母的背影，而是承受他们追逐的目光，承受他们不舍的，不放心的，满送的目光。” ——龙应台

家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段时光。

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年轻时发生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夜之间突然长大的那些事情，不管愿不愿意，在发生的那一刻即已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日后在我们以为早已摆脱或相忘的时候，它就在我们最漫不经心的一瞥中突然涌现，竟然已经成为我们看出去的眼瞳。

二十多岁的人，可以是惊世才华正初露头角，可以是碌碌凡人却胸有成竹，而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执意将他当作”孩子”，他，也就众望所归地变成一个”孩子”。

道德、宗教、乌托邦，种种高贵的理念，原来都是人类愿望的投射，但借助于投射作用，镜子里外的世界其实是相反的。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权威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和许许多多改革者、革命家一样，我曾经天真地以为专制政权被摧毁之后，自由就有了保障。十年回首，才知道那不过是个谦卑的开始。当人民自己掌握了权利而他对权力的相对责任了解不够时，他对自由的威胁和专制政权一样大。但是如果十年民主后的台湾显得混乱，我们的结论不该是民主制度不好，而是我们的民主体制不够成熟，不够健全。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队伍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钳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部分？

可是您不是专栏作家也不是历史学者，您是以台湾人“总统”的身份与日本人说话，您您的考虑必须比我们要多一层：除了单纯的对历史回顾的诚实之外，李先生，您还担有前瞻性的政治责任。一个被殖民国的“总统”，在获得自由之后，对殖民国说：感谢你教了我很多东西。

而民意的强权并不比政府的强权不危险。首先是民意本身的可疑及不可信赖。很大一部分的所谓民意由媒体形成。威权政府曾经是媒体的共同敌人，这个敌人没有了，媒体在自由中很吊诡地成为自己的敌人：报纸老板以一己的政治立场控制言论，政治人物利用媒体操纵舆论，电视唯利是图不设下限地自我庸俗化，媒体记者因素质不够而提供半真半假的讯息，因判断力不足而做出夸大或偏颇的评论。民意的形成过程中有太多太多操纵作假的空间，此其一。 而民意即使是真实的，却绝对未必是对的，此其二。

一次国际笔会，使我再度看见人为自己的理想所做的种种努力；支撑那个理想的原动力，我想，就是那在柳条间漂浮的鹅黄乳鸭所牵动的，人心中对生命的欢喜与敬重。然而在人笨拙的努力中，我更看见了难以克服的障碍：与理想并存的，是人的自私、狭隘、弱肉强食……。诗人即使拎起了皮箱，他所唾弃的罪恶并不因而停止。

民意如果不接受批判又没有自我反省的节制，可以形成可怕的暴力，带来全体的灾难。

要渺小的个人负起责任是不公平的，个人只是"制度"这巨大机器中一个看都看不见的螺丝钉，机器在制造杀人的武器还是救人的工具，不是螺丝钉的责任。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不跳海，就是贼"的赏罚原则对人有高度的道德要求。首先，它要求一个人上了"贼船"要认得出这是艘"贼船"；也就是说，人要有"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洞悉是非真伪的智慧；其次，它要求人有"跳船"的勇气。认清贼船之后，即使不能英勇地把掌舵的暗杀了，或者放火烧船起义，至少要拒绝同流合行，毅然决然地跳船。

历史，不分中外，都是政权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