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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不聪明,但我不可以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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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必然是来自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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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议的是,那义和团拳民本身,又何尝不是许许多多自觉无私的、奉献的、崇高的个人,背上“扶清灭洋”的重任,视死如归。可是在历史的大漩涡里,他们给自己的民族带来意想不到弥补不了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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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海上突来闪电把夜空劈成两半,天空为之一破,让你看见了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最深邃的裂缝、最神秘的破碎、最难解的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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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有太多的问题最后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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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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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而是因为,我希望将来你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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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散了之后,就开始终身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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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条件更少不了政治现实。德国人忏悔对象是犹太人--战后团结起来声大势大的犹太人。同样被屠杀几近灭种的吉卜赛人却鲜有人提及。谁都知道“六百万”这个数目,可是谁知道吉卜赛人被害的数目?吉卜赛人没有组织、没有势力、没有声音。反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问题,它可能更是种种政治势力较量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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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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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内,最公道的有三,一曰天,二曰地,三曰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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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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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惟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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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所有喧嚣的红尘都是因风滚动的蓬草,往同一个方向,矿野的尽头奔去。原来自己所有的当下,都是别人的过去。你念念不舍的、他急急摆脱。生命的延续,是留念和摆脱是永远的移交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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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圈子弄好是不够的,你必须发挥力量促进大环境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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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在暮色深沉中奔向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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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渐行渐远,而是有一天终要重逢;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纪的史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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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的时候,我以为世界上没有不可解决的问题,就是被人口贩子拿去卖了沦为军妓,我都有办法再站起来,只要有意志力,人随时可以拯救自己。堕落是弱者的自愿选择。 ...... 三十岁,我觉得女人只要有觉悟,她可以改变社会,改变自己。 ...... 四十岁的我,发觉一旦加上孩子这一环,男女平等的问题就变得双倍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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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愚钝,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在人生的某些方面,你永远是那最后“知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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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痛,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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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和“时间”的两种“币值”是不流通、不兑换、不对等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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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姆代劳,和我分担了对孩子的责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点休息;用这个方式暂时解决了我的难题,但是并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问题: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养育儿女和追求事业之间寻求平衡?国家必须介入到哪一个程度? (不要告诉我像中国大路那种“全托”制度有任何优点,我坚持我的偏见)。“男主外,女主内”,如果不是自由选择,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时候,“内”由谁来主?如何平等地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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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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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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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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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谢地我负担得起保姆,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我这个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喜爱孩子,所以不忍心将孩子托给他人照顾;我喜爱我的工作,所以我舍不得为了孩子完全放弃我的事业。我主张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许男人认为“男外女内”是天职;可是当我面对男人因工作压力而疲惫不堪的脸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压力,即使那是本属于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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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信心的人不怕暴露自已的缺点,更不忌讳承认自己的丑陋,试图遮掩粉饰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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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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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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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