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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族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互相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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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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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思考一下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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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物”的世俗故事当中有开头也有结尾。她从父母的基因和社会环境中出现，在一个短暂的历史舞台上登场，在那里扮演一个角色，直到死亡之日为止。在那之后，残留的不过是那徘徊不去的名声或影响力的暖昧暗影罢了。……然而，民族并没有可以清楚辨认的生日，而如果死亡竟然来临，那也绝不会是出于自然因素。因为没有创始者（Originator），民族的传记就不能用福音书的方式，经由一长串的生殖与父子相承之链，“顺时间之流而下”地写作。惟一的替代方案是以“溯时间之流而上”的方式来为民族立传――上溯到北京人、爪哇猿人、亚瑟王，上溯到断断续续的考古学之灯所照射到的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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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盖尔纳（Gellner）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时，他是带着几分粗暴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但是，盖尔纳这个表述的缺点是，他太热切地想指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invention）等同于“捏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ging）和“创造”（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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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18世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见证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这个启蒙主义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时代的黑暗。迟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天堂解体了――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救赎是荒诞不经的：那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可呢？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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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古老的共同体对他们的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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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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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调查、地图和博物馆这三者一起深刻地形塑了殖民地政府想象其领地的方式――在其统治下人类的性质、领地的地理、殖民地政府的家世（ancestry）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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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勃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要面对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配和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 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