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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写出来的东西删掉,可是无法删除没有写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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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社会的发条决不能冒充道德选择的有机生命。如果恶不能被接受为一种可能性,那么善就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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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认为,是由于人在定义中就被赋予了自由意志,可以由此来选择善恶。只能行善,或者只能行恶的人,就成了发条橙……也就是说,他的外表是有机物,似乎具有可爱的色彩和汁水,实际上仅仅是发条玩具,由着上帝、魔鬼或无所不能的国家(它日益取代了前两者)来摆弄,彻底善与彻底恶一样没有人性,重要的是道德选择权。恶必须与善共存,以便道德选择权的行使,人生是由道德实体的尖锐对立所维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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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对对,就是这样的。青春必须逝去,没错的。而青春呢,不过是动物习性的演绎而已。不,与其说是动物习性,不如说是街头地摊售卖的小玩具,是铁皮制的洋娃娃,内装弹簧,外边有发条旋钮,吱吱吱扭紧,洋娃娃就走起来了,弟兄们哪。可它是直线行走的,走着走着就喻喻喻地撞到东西了,这是不由自主的呀,年纪轻,就好比是这种小机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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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们哪,来啦,啊,快感,幸福,天堂。 我赤条条地躺着,也没盖被子,格利佛枕着手靠在枕头上,双目微闭,嘴巴幸福地张大,倾听着清音雅乐的涌流。啊,分明是美仑美矣精灵的肉身显现。床下有长号赤金般清脆地吹响,脑后有小号吐出三声道银焰,门边是鼓声隆隆震透着五脏六腑,复又跑出,像糖霹雳一样清脆。啊,真是奇迹中的奇迹。此刻,小提琴独奏声仿佛珍稀金属丝织就的天堂鸟,或者驾宇宙飞船流动的银白色葡萄酒,地心引力已经不在话下,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弦乐器,琴声如丝织的鸟笼笼罩了我的床铺,接着,长笛和双簧管好似铂金质蠕虫钻人了厚厚的金银乳脂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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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把你变成非人的东西,你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已经委身于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成了台行善的小机器。这一点我看得一清二楚。无非是意识域边缘条件反射的营生罢了。音乐、性行为、文学艺术,全都必须成为痛苦的来源,而不是快乐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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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听了美妙的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并出现不同面孔遭到踩踏和喷射的新图景,这时我想,越过梦境前只听最后一张唱片了,我想听古典,强烈而很坚定的东西,所以就选了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只配了中低音弦乐器。 听着听着,我产生了与以前不同的快感,并再次看到那晚撕破的纸上的这个书名,事情发生在一个名叫“家”的小屋,时间已经显得十分悠远,书名讲的是一只上了发条的甜橙。听着巴赫,我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个中意义;而心中则充盈着那位德国音乐大师带来的棕色的美感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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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善良,那是因为喜欢这样,我绝不去干涉他们享受快乐的,而其对立面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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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哥们向你们告辞了。并向本书中所有其他人,发出深沉的唇乐卟卟卟。他们可以拍拍我的马屁的。而你们,弟兄们哪,要不时惦记小亚历克斯哥们啊。阿门。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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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想要什么呢?上帝是想要善呢,还是向善的选择呢?人选择了恶,在某个方面也需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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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a man cannot choose, he ceases to be a man。 当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他不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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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窗可以结束一切,也许会有一时的疼痛,然后是永远永远永远的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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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什么是对的,并加以称许,但错的东西要照做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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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看到了。 下午两点半,来了摄影师和报社记者,带着笔记本、铅笔等等。弟兄们,他们为了这位要员来看望叙事者鄙人,真是大张旗鼓啊,他来了,当然还是那位内务部长,即差劲部长喽,穿着时髦,嗬嗬嗬的嗓音纯粹是上等人的。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 我说: “嗬嗬嗬嗬嗬。怎么啦,老哥们?” 大家似乎没有听懂,但有人粗暴地提醒我说: “对部长说话要恭敬些,孩子。” “卵袋,”我像小狗一样嗥叫。“去你妈的大卵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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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是强迫生机勃勃、善于分泌甜味的人类,挤出最后一轮的橙汁,供给留着胡子的上帝的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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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才是宝宝呢,全部都是。嘲笑、取笑,你们就会笑嘻嘻地、懦夫般地推搡不会还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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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由着邪恶在字里行问活跃吧;直到最后一行,都嘲笑着一切传统的信念,犹大的、基督教的、穆斯林的和摇喊教的,还侈谈什么人能够改善自己呢。这种书会轰动世界的,果然如此。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对人生的公正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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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名称一钱不值,自由传统高于一切。普通老百姓会不闻不问,没错。他们宁可出卖自由,来换取平静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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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必须与善共存,以便道德选择权的行使,人生是由道德实体的尖锐对立所维持的。电视新闻讲的全是这些,不幸的是,我们身上原罪深重,反而认为恶很诱人,破坏比创造更加容易,更加壮观。我们喜欢看宇宙分崩离析的幻象,哪怕吓得裤子拖地。在无聊的房间里坐下来创作《庄严弥撒曲》、《抑郁剖析》,就无法上头条新闻,无法成为电视的插播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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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到体内有这么个大窟窿,连自己也惊奇不已。我知道发生什么事啦,弟兄们哪。我是在长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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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不要撕钞票。如果不需要,可以送给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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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本人,用巨手转着一个又脏又臭的甜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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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声争论又开始了,只听到“爱心”一词被抛来抛去,教诲师跟别人一样大喊“完美的爱心驱走害怕”之类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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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界限总是困难的。世界是一体的,人生是一体的。最最甜蜜、最最美好的活动也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比如说爱的行为啦;比如说音乐啦。你必须碰碰运气,孩子。选择始终是你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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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又来老掉牙的二战故事了,影片上尽是斑点划痕,看得出是德国兵拍的。开场是德国的鹰徽章和纳粹旗帜,上面有所有学童喜欢画X字,接着是高傲而不可一世的德国军官穿过弹坑和断垣残壁,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然后让你看靠墙壁枪毙人,军官下令开枪,可怕的裸尸横陈于水沟中,满眼的赤膊肋骨和瘦削白腿。接着有人被拖走,一边还在遭到推搡,尖叫声在伴音中是没有的,上面只有音乐声,弟兄们。此刻,我尽管痛苦不堪,恶心不已,却注意到伴音中噼噼啪啪、嘭嘭嘭嘭作响的是什么音乐,是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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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狱教会他各种恶习,比如皮笑肉不笑啦,假惺惺地扭捏搓手啦,卑躬屈膝地献媚啦;他除了强化以前的恶习,还学会了别的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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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发生在万亿分之一分钟的瞬间,然后我就抛却了世界、天空,抛却了上面盯着我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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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我,我怎么样了呢?这一切之中我的位置在哪儿?是野兽,还是狗? 我只能充当上发条的甜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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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了看顶上的一页,上面有书名《发条橙》,然后说:“这书名颇为傻冒。谁听说过上了发条的甜橙?” 接着我以牧师布道式高亢的嗓音朗读了片断:“……硬是强迫生机勃勃、善于分泌甜味的人类,挤出最后一轮的橙汁,供给留着胡子的上帝嘴唇,哎哟,生搬硬套只适于机械装置的定律和条件,对此我要口诛笔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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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看到了。 下午两点半,来了摄影师和报社记者,带着笔记本、铅笔等等。弟兄们,他们为了这位要员来看望叙事者鄙人,真是大张旗鼓啊,他来了,当然还是那位内务部长,即差劲部长喽,穿着时髦,嗬嗬嗬的嗓音纯粹是上等人的。他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照相机咔嚓咔嚓响着。 我说: “嗬嗬嗬嗬嗬。怎么啦,老哥们?” 大家似乎没有听懂,但有人粗暴地提醒我说: “对部长说话要恭敬些,孩子。” “卵袋,”我像小狗一样嗥叫。“去你妈的大卵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