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爱思考的人行走千里只为追究一个形而上的问题;舆马争饮,座无虚席,只为听一场关于道德的辩论;渡口不以政治人物命名,却纪念两个著书立言的人……什么样的社会才允许这样的事情?那必定是一个认识文明、尊重文明的社会,八百年前的中国。
- 您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一往情深,因此使我不安,在司马辽太郎的访问中,您对四十年的国民党高压统治批评颇多(没有一件是不对的),可是,在谈“悲哀的台湾人”时,却队伍十年日本殖民统治不置一言。您说在1945年后国民党的统治下,人们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那么1945年前呢?我也知道,在思想钳制上,当年的国民党要比日本殖民政府蛮横得多,可是您毕竟是在和一个日本人对话,与《朝日周刊》广大的日本读者在沟通,您不觉得您有义务提供一个平衡的历史观――在批判老国民党的同时,提醒前殖民者:日本人是“台湾人的悲哀”的一部分?
- 对民意的批判从哪里来?如果民意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意见,那么批判当然得来自少数人。民主的基本原则固然是“服从多数”,可是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下半句:“尊重少数”。在迷信民意、民粹主义越来越盛行的十年中,“服从多数”成为信条,“尊重少数”却被轻易遗忘。权威政府和暴力是明显而易见的,“多数”的暴力却往往隐于无形,因为可能批判它的人,本身或许就属于那多数而不察觉自己的霸道和粗暴。但是多数如果践踏“尊重少数”的原则,它就是另一个形式的暴力集团,彻底违背了民主的基本精神。
- 独裁,专制,腐败,不是哪一个主义制度所独有,但是东欧革命狂潮就应该给所有的专制政权,不管它是否什么主义,一个冰冷的警告,暴力,不能持久。
- 一个政府发言人的责任,在对准了舆论界,将早已作好决定的政府立场转达给民众。而作成决定的政府是否在撒谎、欺骗,不是发言人的责任。甚至于即使他分明知道由自己嘴里讲出来的话是谎言,有悖他自己的良知判断,也不会有人指责发言人为欺骗者。他只是执行任务罢了。应该负责的,是那个存心欺骗的政府;或者说,是那个无法防御欺骗的、不完美的政府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