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6月,获得硕士学位后,我没有选择工作,而是南下广州继续攻读博士,“南方”作为一个实在的场域,突兀地进入我的视野。对我而言,人生的宏图再一次展开,理论的诱惑让我沉迷。在学院的高深和宁静中,我一次次感激命运让我逃脱了90年代后期国企工人下岗的厄运,庆幸个人的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等待我的前景是,只要拿到学位、顺利毕业,我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驶入早已预设好的轨迹,从此远离底层,远离辛酸与泪水。在个人奋斗的路线图中,每个环节严丝合缝,与闪闪发光的时代交相辉映。确实,十几年前的博士头衔,还有足够的含金量让一个底层青年摆脱卑微。
- 他始终难以对生活做出真正的妥协,而这种不妥协的结局,落实到个体的生存上,便是看得见的漂泊,和弥散到下一代身上的和他人确定的差距。
- 我的成长,隐喻了一种远离乡村的路径。长久以来,在知识包裹、理论堆积的学院生活中,我以为个人的日常和身后的亲人失去关联,是一种正常。事实上,在一种挂空的学院经验中,如果我愿意沉湎于概念的推演和学术的幻觉,我的生活确实难以和身后的群体产生太多交集。无可否认,当我不得不目睹亲人的不堪和不幸,深感无能为力的同时,内心也隐隐升起一种逃离的庆幸。
- 我忽然意识到,当无法回避的信息时代降临,我们这一代凭借时间的错位,早已在现实中筑稳了各种堤坝,而这些孩子,却只能任由信息时代的冲刷,在不被理解的委屈中,承受各种未知的风险。智能时代貌似给他们带来了诸多便捷,但他们却居于这一庞大、无形的网络中,最为被动的一个环节。
- 越是和学生深入交流,越能感知其背后的家庭,在他们身上烙下的印痕,学生成长的可能性,越来越受制于家庭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