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贝尔纳曾经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警告,人们对战后世界不能过于乐观,必须小心一种危险性:美国政府在战后打着捍卫西方文明的旗号,在全球推行改头换面的法西斯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纳并不孤立,同样作为声名显赫的世界知名科学家李约瑟和沃丁顿,也都说过类似的话,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 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今天要想把它纠正过来恐怕实行不通。我忽然想到,这个小小的翻译问题足以让人体会到语言和文字捆绑人的思维和心理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康桥大学”或“侃桥大学”的说法?一个词,一组意象,似乎是一张不可摘除的、独一无二的面具,问题是,这张面具和它后面的“真实”,亦实亦虚,亦真亦幻,有什么理由永久地捆绑在一起?
- 读了波兰卡的故事以后,我暗自惊讶,一向以玩弄技法著称的纳博科夫,居然也表现出这样的勇气,让我刮目相看。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纳博科夫没有去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老老实实地承认,面对波兰卡的赤贫,他,毕竟是一个大少爷。
- 此情景有如两千年前,使徒保罗在马达加斯加忽然觉悟,开始皈依基督耶稣一样。
-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入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保持写作状念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 郭路生的出现所具有的也正是这样一种象征意义,这就是:一种自由体新诗正在中国出现,它对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文学构成一种挑战,或者可以说,这种新诗就是中国的前现代主义诗歌,虽然仍留有过去时代的痕迹,但是这种诗歌在精神上却是一反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