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波兰卡的故事以后,我暗自惊讶,一向以玩弄技法著称的纳博科夫,居然也表现出这样的勇气,让我刮目相看。在某些关键的时刻,纳博科夫没有去掩饰自己内心深处的阴暗,老老实实地承认,面对波兰卡的赤贫,他,毕竟是一个大少爷。
- 如果对当时的文献做些研究,我们其实不难发现,对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左不右的道路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不可能真正中立,除非你甘愿当一个异类。因此,后来到了冷战期间,尼卡表弟被深深卷入文化自由议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的组织工作,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中略) 什么的尼卡表弟,他和纳博科夫聚在一起的时候,会不会透露他主持的文化自由议会的工作呢?比如,纳博科夫是不是知道,尼卡表弟成功策反了著名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law Milosz),为西方世界塑造了第一名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同政见者呢?
- 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今天要想把它纠正过来恐怕实行不通。我忽然想到,这个小小的翻译问题足以让人体会到语言和文字捆绑人的思维和心理的力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康桥大学”或“侃桥大学”的说法?一个词,一组意象,似乎是一张不可摘除的、独一无二的面具,问题是,这张面具和它后面的“真实”,亦实亦虚,亦真亦幻,有什么理由永久地捆绑在一起?
- 在我的理解中,写作状态和写作是两个概念,沉浸在回忆中,面对自己,不停止追问,便是进入了本质意义上的写作状态,而写作不过是把这一状态形式化、公开化的过程。一个写文章、写书的入必然要进入工作状态,却未必能进入写作状态。《今天》的作者,在国内保持写作状念的寥寥无几,在屈指可数的人中当属田晓青和刘自立。
- 在“二战”刚结束的那几年,贝尔纳曾经在一些公开的场合警告,人们对战后世界不能过于乐观,必须小心一种危险性:美国政府在战后打着捍卫西方文明的旗号,在全球推行改头换面的法西斯主义。值得注意的是,贝尔纳并不孤立,同样作为声名显赫的世界知名科学家李约瑟和沃丁顿,也都说过类似的话,也都持有同样的观点。
- 我常常思考,文学究竟如何面对禁忌?通常讲起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我们由于懒惰,或者由于缺乏想象力,都习惯用抽象的语言去概括,但纳博科夫与波兰卡之间的那种隔膜,很难用概念去捕捉。它是一道看不见的鸿沟,无法穿越的屏障,几乎就是禁忌本身。它可以秘密操纵一个人的表情,潜入人的无意识,当初恋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已经让人陷入深深的绝望。我反复琢磨这种禁忌背后的神秘力量,忽然得到一个启示,它不正是俄国革命爆发的深刻原因吗?纳博科夫一家人流亡异国也肇因于此,可是除了对波兰卡的那点记忆之外,纳博科夫本人对这一切有多少反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