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生还应具有智慧,以特殊的方式认可患者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道德核心。这种共同美德,不是费用/受益恒等,或者经济实力能够获得的。所以,把医生-患者的关系商品化为金钱交易,就无法解释医生-患者关系的这一方面。宁可说,这是医生和患者给对方的礼物。
- 格雷格里・贝特森关于社会关系的双重束缚理论,描述医护人员对重症病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首先要独立,不要消极和依赖,要积极参与你的治疗;但是,当你的病情恶化时,就要顺从地把自己交给我们,我们则会因为你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事,而怪罪你加重了你自己的病情。这种双重束缚可以误导患者,使他们产生负罪感。这种做法干扰了有效的医疗措施,长此以往,还会使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心灰意懒,因而导致久治不愈,遥遥无期。
- 通过具体的价值观,社会控制被内在化,政治形态被物化,成为肉体的感觉和生理的需要。
- 医疗几乎总是使你卷入纠缠不清的关系中,一个个性之网中,一个丰盛而辛辣的人性大杂烩,其中包括我们作为医治者的恐惧、渴望和需要。这是深层情感和人的行为的混乱世界。像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把文本模式当作人类行为的模式,把疾痛当作理论来谈论,还比较自在。不错,理论对疾痛来说是关键,然而,疾痛是疼痛、失血、心律不齐、难以表达的恐惧、惊慌、彻底的惊骇。它接近行动,不只是思想。
- 疾痛问题,作为人类的苦难经验向病人和相关的社会群体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挫折和困惑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处理和控制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几乎所有文化的治愈观,比如宗教和道德的治愈观,都是将病人和他们周围的人引向对挫折和困惑问题的关注,而现代生物医学的狭窄视野却回避苦难的这方面问题,一如它只医疾病,不闻疾痛。于是,作为对病人及其相关人群的挫折的回应,临床医生们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医学的限制,引进其他的理论模型,扩充他们的专业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或者与身心相关的医学模式――抑或,他们也同他们的患者一样,采取某种共通的道德观点,或者某种宗教观念来应对这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