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尔嘉耶夫认为,“通过别林斯基,可以研究俄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形成的内部动因,这个动因首先应该从对生活中的恶、不幸和苦难的激烈的愤怒中去寻找,他看到了具体的人遭受苦难,他要证明人的价值和生活的权利,他的目标是为了具体的人,而在争取这个过程中个人又被整体和社会淹没,一个人只有通过革命建立的新社会才能获得新生,而这个行为需要社会的多数――人民――进行激烈的改革”,这个变革过程中导致了对个人的遗忘,社会问题超越个人问题,革命推翻压迫个人的“共性整体”后又以新的“共性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要求个人完全服从它。
- 车尔尼雪夫斯基坦诚表示,他对贵族的仇恨来自于他们所出身的那个阶级。他认为,平民因其在社会底层的摸爬滚打,天然地具有比贵族阶级更多的道德优越感和革命性,在这种阶级本能中的“阶级觉悟”与“贵族启蒙”中的“无病呻吟”完全不同。应该说,阶级分析的确是探讨“思想发生学”的一种有效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但通常它只能用于群体分析,对于一个具体的辩论对手如果你一上来就谴责其出身不良所以动机必定邪恶,人家就没法跟你正常讨论了。同时即便是群体分析也只能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有效。即便你正确地指出了某种观点出自某个阶级立场,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就证明这种观点在事实上错误、在逻辑上混乱、在价值上邪恶,后面的几种指责都是要单独证明的。
- 东正教是唯一真正的基督教,它是所有基督教信仰中保留了早期基督教原生态东西最多的民族,但是这个东正教并不是指沙皇的官方东正教,霍米亚科夫甚至指出提出,教会变成一个国家的部门,使它成为帝国的宣传机构和意识形态的掌控部门,就已经以世俗文化取代了宗教世界,这是和基督教原则相违背的,沙皇不应有神职方面的权利,他们希望复原一种没有被破坏的宗教,共济会作为一个活动平台和思想中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他们的愿望。
- 只要是极端主义者,不论是宗教狂热,还是反宗教狂热都是相通的。他们能从神圣事业中获得价值感。他们害怕妥协,不难从一个极端的信仰转向另一个极端的信仰。革命被他们当做是一种宗教崇拜来看待,谁都知道,宗教狂热的对立面并不是无神论者,而是冷静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是具有自我判断能力的理性主义者。
- 众所周知,“激进主义”便意味着摒弃渐进改革,反对妥协让步,强调与过去“决裂”,对现存秩序和现存社会制度持强烈否定态度,急切地希望对社会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最常见的就是以革命暴力方式彻底颠覆旧的国家体制而重建一个新社会。俄国激进主义(Радикализм)在19世纪60年代涌起,那时思想界认为俄国文化已经和统治阶级话语霸权绑在一起,只能以批判否定作为武器,于是激进地提出“不要调和!”“不要改革!”,在社会领域里要坚持“斧头”原则。随后在俄国兴起了一股平民阶层扫荡一切的“旋风效应”,他们相信,只要激进地用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再以理性规划社会生活,人类就会有一种“空前灿烂、基础全新而且坚不可摧”的美妙生活。
- 激进主义导致了俄国知识界的大分裂,催生了民粹主义,此后它“又换了一种形式进入到列宁主义中来”。列宁直接把皮萨列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奉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托洛茨基承认:“我们的先辈没有注重创造……可使我们的革命变得温和一些的民主条件”,于是新俄国、新生活就在痛苦、磨难和血腥中诞生了。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苏联模式最后在国家主导的快速追赶潮流中断送了70多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反思“激进主义”成为近年来俄罗斯学术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比如撰写《俄罗斯文化史》的格奥尔吉耶娃就认为:“革命解放运动所固有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是俄罗斯整个民主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 中庸,是你要认识到不同理念,不同情感诉求、不同道德标准之间,必然有冲突。这些理念没有哪个是完美的,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消灭不了谁,矛盾永远存在。
- 爱不是索取和占有,而是给予和保护
- 有时候,我们总是错误地以为你要多么卓越,做出令人难忘的成绩,才能出众。但事实上,拉开人与人之间段位的,只是你比别人多的那一点点用心。
- 每天的心情,都像是要去郊游的前一天。
- 他想起了扎克列夫斯基,还有那座“大房子”,以及谁可能会在那里取代扎克列夫斯基。应该已经有人这么做了。从来不缺扎克列夫斯基们,这个世界不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造起来的。可能抵达理想世界后,确切地说,那差不多是两千亿年后,扎克列夫斯基们就不需要再存在了。 时不时地,他的脑子拒绝去相信发生的事情。这不可能,因为从来不可能,就像少校看见长颈鹿时这么说。但这是可能的,它也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