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们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公民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 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 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 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 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即使辉煌成绩的创作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