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

乾隆认为应该由皇帝垄断所有的伟大、光荣、正确，不给其他人留一点荣誉空间。乾隆皇帝所需要的，不是站立着的大写的人，而仅仅是工具和奴才。

乾隆把禁戏的重点，从禁地点、禁规模、禁时间转移到审查、修改、禁止演出的内容。通过为老百姓提供优质的精神产品，寓禁于演，化不利为有利，化有形为无形。

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鄙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研都是不正当的。 ……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几千年间，中国专制制度的框架和运转规则没有根本的突破和进步。统治绩效如何，更多地依赖于统治者个人的精神振作与否。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即使辉煌成绩的创作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制造恐怖，杀一儆百，是皇帝的惯用手段。在乾隆一朝政治中，经常可以见到出其不意、轻罪重罚的事例。 除了情绪和性格因素外，乾隆行政之忽宽忽严，更主要是策略的考虑。

修改直至销毁记忆，本来是专制统治者的专利，但乾隆以比祖先更残忍的方式来掩盖祖先的残忍，就无论如何不可原谅了。 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专制统治者的自私和阴狠。乾隆心里十分清楚，不论工作多么细致，仅靠官员们的搜查，是不可能禁绝所欲不法文字的。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制造空前的恐怖，使臣民们自己主动悄悄销毁家中的不法文字。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乾隆帝蓄意制造冤案、。酷案，把一些语义含混的文字打成大案，借无辜者的脑袋来恐吓天下之人，所作所为，令人发指。

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意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儒学既有强调等级秩序的一面，也有高标社会主义的一面。社会正义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历代以来，士人都以守护社会良心为己任，能够在传统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乾隆却以虎视之态，粗暴剥夺了儒学赋予读书人的立志求名之心，守护良心之责，只给他们为稻梁谋这一个生存任务。从那时候起，士人群体便被抽空了灵魂，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本来，进入清朝之后，士节士气较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时代已经大为降低，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更为松弛。乾隆朝的大臣，虽然不乏能臣，却又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除功名利禄外无所关心。

长期执政的人容易形成一种“权利幻觉”……权力成为一个洞穴，而整个权势人物就成为穴居人。他是自己权力的俘虏。他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支撑权力的正面信，负面的信息都作为错误的信息被清洗掉了。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机制，它自动地过滤掉错误的信息，输入正确的信息。在此情况下，这个领袖往往无法正确地看待自己和世界，他甚至都无法对自己的力量形成恰当的符合实际的判断。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实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话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曾国藩终生对“恒”最为用力。举读书一例，他推崇“读书不二” ：“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询外为人。”

中国式思维的最大弱点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

曾国藩发现，这些人的精神气质与以前的朋友们大有不同。他们都是理学信徒，有着清教徒般的道德热情。他们自我要求严厉峻烈，对待他们真诚严肃，面对滚滚红尘内心坚定。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 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公民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正是在三十年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颗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毋揠毋助，看平地长得万长高"。

回首往事，他越来越认同，人的主观努力能施展的范围其实相当狭窄，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

胡适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去美国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水至柔，柔可以克万物。 韦莲司就以典型的理性逻辑思维告诉他，你错了，水绝对不会因为柔弱才有力量，水的力量是因为有势能。

中国历史流传最广的思维方式是喜欢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一切，却缺乏严密细致的推理过程。比如：儒家学说就认为，一个人如果做好道德修炼，则处理世间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显然是非理性的。 ――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这段话深得我心，我很不喜欢某些总写心灵鸡汤类句子的，总是空口安慰或愚惑人们要看淡放下，才能得到幸福快乐之类。因为真的只有虚幻的自欺而已，并无理性逻辑。 人生挫折、爱情烦恼等等并非看淡放下即可消亡或解决，还是得去做实际行动。 所以，人生，真正的力量是勇气和前行，而不是看淡或放下。

身为总督眷属，他们需要与同一层次的家庭社交，也需要有自己的生活和娱乐。曾国藩以自己的“圣人” 标准，去约束他们的日常生活，势必让他们在社会上显得寒酸落伍，造成他们在社交及生活中的种种尴尬不便。

他们谨循道光“修修抹抹”，敷衍度日的政治方针，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朝却昏睡如醉，大家如同坐在一辆老旧破车里的乘客，眼看着它奔向深渊，却都噤口不言，如同不涉己事。

晚年的他仍然劳心苦力，片刻不休。他说：“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这并非漂亮话，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虽然身患高血压、动脉硬化、下肢浮肿、脚软、庙气、失眠诸症，更因青光眼、白内障导致一目失明，“难于阅读”，“不能多见客，不能多说话”，他却仍然尽职尽责地为国工作，一点也不偷懒。

圣人有所言，有所不言。积善余庆，其所言者也；万事由命不由人，其所不言者也。

郭嵩焘在日记中说，有一个朋友问他，为什么湖南这么出人才。 他回答说：“楚人只带三分蠢气，盖孔子所谓其愚不可及。” 朋友听后十分同意，说：“自古成名者，多由笨干，是以有字颠、画迂、诗痴，浮光掠影，终不济事。”

科举制并不是自创生即完备周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曾经历了失误、挫折,甚至后退。但是,由于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的持续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从设计原则上看,科举制遵循着平等竞争的精神,打破了门第出身对人的限制,最大限度最高效率地调动起整个社会的精神资源。应该说,作为社会政治领域的一项重大发明,和世人皆知的四大发明相比,它毫不逊色。

白天我大脑中犹如热恋中的大脑总想着恋人的脸一样，总是转着＜大家＞那黑色的封面。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艘体积庞大而设计落后的航船,因为历经几千年的使用而残破不堪。清乾隆年间,一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驾驶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内没有沉没。”确实,当十九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

这个制度的诞生,似乎就基于一个悖论。在我们的想象中,这样一个富于创造力的构想应该诞生于秦皇汉武这样雄才大略的帝王脑海里,然而事实是,它的创造者因为荒淫、离经叛道而著称,他就是隋炀帝。

中国人天生缺乏严密的组织素质,他们习惯于含混松散的社会状态。他们虽然为人类贡献了四大发明,但是他们在社会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无疑有那么点差劲。

在历史那散乱随意的脚步当中,三年大比的科举制以它的规整而紧凑的节奏引人注目。在历史跨入了二十世纪的门槛之后,它才终结了前进的姿态。在崭新的世纪里,很多旧的东西死去了,人们记忆中保留的是这些事物临终前衰老而丑陋的面孔,这些长寿的死者没有得到一个应该有的体面葬礼就被人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