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要想勤与恒,就从两点做起,“不讥笑人,不晚起”,这两点真实平实近于迂。
他说一辈子从这两句话中受益良多,可去一切骄慢虚妄。这话谁都懂,觉得也不怎么高明,后来才觉得,他的厉害之处在于践行终身。
- 当一种暴行是由众人一起完成时,每个参与者的罪恶感都会大大降低。
- 历代帝王都期待名臣、功臣、忠臣的出现。比如雍正就屡屡称他的臣子李卫、田文镜、隆科多等为“国家伟器”,“朕之功臣”,“不世出之忠良柱石大臣”,“真圣祖皇考忠臣,朕之功臣,国家良臣。真正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 然而乾隆却提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奸臣”固然并非国家幸事,“名臣”的出现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乾隆认为,臣权的上升就必然意味着君权的低落。“名臣”往往出现在国家出现危机,君主大权不独揽之际。许多名臣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扶国家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但同时,名臣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君主的无能和朝纲的混乱。对于张居正这位明代的名臣,史评大抵功大于过,他却大不以为然,说:“大臣强辞立威,逆行罔忌,实为弁国纪。
- 我们心中的负能量需要有释放的渠道,一旦它没有被认识、理解、释放,就会失去控制,形成各种各样的性格、家庭、社会问题。 它会从忍耐过渡到压抑,然后可能因为一个导火索而爆发,变得愤怒,最后变得罪恶。 恶,有时就像细菌。如果它没有合适的生长空间,那么它会一直压抑着自己,积蓄着自己的能量。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就会放肆扩散,无法抑制。
- 科举制并不是自创生即完备周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它也曾经历了失误、挫折,甚至后退。但是,由于一代代人的薪火相传的持续努力,它一步步地完善,一步步地走向成熟。
- 传统的中国社会就像一艘体积庞大而设计落后的航船,因为历经几千年的使用而残破不堪。清乾隆年间,一名来中国访问的英国使臣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驾驶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期间内没有沉没。”确实,当十九世纪末第一批外国人凭借武力登上这艘大船时,中国给他们最突出的印象是混乱而沉滞,社会缺乏组织,人们按照千百年来形成的缓慢节奏一成不变地继续着各自的生活。
- 书籍是人类思想的载体。禁书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承认那书本里承载的是“危险的思想。”但历史一再证明,今天看来是危险的思想,明天却会成为常识。一些权势人物判定的危险书籍,却可能是公众知识不可或缺的来源。禁书似乎有理,却从来没有成功。
- 他相信,大多数人都曾认为他很落伍。年轻时他就认为自己很落伍,他是那么规规矩矩,那么缺乏闯进,从美术学院毕业后没有由着自己的性子画画,随便靠什么古怪工作赚钱养活自己――他曾这样暗暗的憧憬――可是他太乖了,是个好儿子,于是他遵从父母的意愿,结婚,生子,进入广告业过安稳的日子。他从未想过自己可以不仅仅当一个凡人、一个为了维持一段天长地久的婚姻而付出一切的人。他正是怀着这样的期望结了婚。然而相反,婚姻成了牢狱,于是,经过多少次在工作时、在夜深难眠时曲折复杂的思索之后,他开始痛苦而不懈的寻找自己的出路。难道凡人就不会这样做吗?难道凡人们每天都不会这样做吗?与他妻子对所有人说的情况相反,他并不渴望那种为所欲为,无所不为的放纵的自由。远非如此。
- 八月,再见! 不管再糟糕的都是经历。 九月,加油! 不要着急该来都在路上。
-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 退下,猪猡们,我现在要去见最爱的那个人了。